“这就是我们甘肃定西的宽粉，吃起来很筋道，是用纯洋芋做的，没有添加别的粉。”27岁的张明霞扎一个丸子头，袖子撸得老高，端一盘用辣椒拌好的定西土豆宽粉站在镜头前。 她在四川工作过半年，但定西口音没变，为了让视频看起来更真实，说几句话，她就得埋头扒拉一口宽粉。身后的晒架上，半身长的宽粉雪白如练，衬得皮肤黝黑的圆脸盘姑娘愈加粗糙。 说张明霞“胖、丑”的人就没断过，她不在乎。土豆粉3斤一包，售价34.9元，煮之前还得泡上6到8个小时。就这么一袋地方土特产，返乡创业的第三年，张明霞用“甘肃胖娃娃在助农”的抖音账号，带出了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额。 上过四年大学，又回到泥地里“刨食”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我有10万亩有机基地，1000多亩的菌菇基地，这是包括种植业和农业服务在内的‘一产’。我还有核桃油加工生产线、火腿加工生产线、菌菇加工生产线以及机械设备生产，这些属于二产。我的电商产业园里还有旅行社、广告设计公司、电商服务运营公司，这些是三产。”云南漾濞的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从中南民族大学金融学系毕业后，郭祁琦回到家乡，从卖家乡土特产漾濞核桃干起，一寸一寸地扎进农业。如今，他刚满30岁，与表哥一起经营着六家公司，对各类农业政策、科技项目、操作细节如数家珍。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跟农业有关，新农业是大势所趋，从事三农行业也会有很多新的政策（扶持）。”选择返乡的“00后”扬州大学毕业生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连续几年政策引导的影响逐渐显现。“大学生返乡创业”“当代大学生返乡现状”“回农村的年轻人”，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上，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用视频记录分享自己的返乡日常。 主动或被动地返乡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这是不是一条值得鼓励和探索的“就业路径”？对于这些问题，那些更早返乡的年轻人尝试给出答案。 来自乡村的隐痛与机会 定西，古丝绸之路重镇，甘肃省会兰州市的“东大门”，因地处青藏高原、蒙新荒漠和东南季风区汇合之处，有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成为全国最适宜马铃薯种植的三大区域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被当地人称作“洋芋”的定西马铃薯，形整、质优、储存期长、淀粉含量高，享誉世界。 但在张明霞的记忆里，定西洋芋带来的不是骄傲，而是隐痛。她所在的陇西县，农民在高原上开出旱作梯田。没有大路，交通不便，每到土豆成熟，外来的收购商总要压价。“爸妈觉得收购商给的价格低，想多要两分钱，收购商就说，烂在地里去吧。” “为什么大学毕业不去大城市工作，却待在农村，是不是想啃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明霞端着一碗土豆粉，特意录了一条视频：“我知道爸爸妈妈凌晨五六点钟就背着干粮去地里干活了，他们过得很辛苦，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所以毕业以后我选择了农村电商，想要和他们一起并肩奋斗，也可以让农产品有一个更好的销路。” 杨小强决定做农村电商，则是因为天水当地的特产花牛苹果。大专毕业后，他留在天水做电工，有一次，一位外地来的主播到天水直播卖花牛苹果，熟悉农户的杨小强帮着联络。直播结束后，农户问杨小强：“人家外地人都能卖这么好，你们这些本地娃娃，就不能试试吗？”和张明霞的父母为洋芋愁销路一样，因为果子滞销，每年都有农户被迫放弃，挖掉田里的苹果树。 郭祁琦则总是想起大二的那个暑假，他跟着从职业高中毕业的表哥“进社会历练”，因为曾向长春的欧亚超市卖过漾濞核桃，采购经理又找到他们，希望由他们帮忙，到漾濞隔壁盛产柑橘的宾川县采购一批柑橘。 为了找到口感最好的货源，找了一下午柑橘的郭祁琦试吃到鼻血直流，“舌头都要麻木了。”好不容易盯完一天，要付款时，才发现自己揣来的2万元远远不够。没有拿到足额货款，农户不肯放他走，郭祁琦解释也没用，只能反复协调，由采购方汇来全款，收到款子的农户再三确认，这笔订单才终于完成。 “为什么家乡会这么落后？我无法理解。”专业的金融知识与农村的现实在他身上断裂开来，从那时起，他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我读的不是顶尖的学校，毕业后可以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或者考个公务员。但北上广不缺人才，而家乡这么落后，我回来，机会应该更多。” 但这是郭祁琦的“官方说法”。事实上，大三那一年，微商刚刚兴起，郭祁琦就利用微店卖漾濞核桃。销售最好的时候，一个月的利润就有两万元。此后，他的学费、路费都靠自己卖核桃来挣。“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很普通的家庭。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还留在大山里。“用经商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这是最快的。”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仅是云南这种西南边陲，出身江苏淮阴农村的大学生陈乐也被自己看到的乡村现实所困扰。“80后不愿种地，90后很多人都去了大城市，我们00后很多人会把小麦当成韭菜。现在从事农业的，大多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农人，甚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农村根本看不见年轻人，更别提田里了。大部分老农人种地根本挣不到钱，有时候辛苦一年，连本都回不了。” 在扬州大学，陈乐学习的是畜牧专业。在他看来，处境最好的同学，是到专业对口的养殖场工作，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还有不少同学在准备考研，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回到家乡县城准备考事业编，余下的则在读书的城市“随便找个工作干一干”。 近两年，应届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相较5月增加0.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如何在就业市场中突围？是1158万毕业生面临的“社会第一课”。 “秒变小学生” “我是个00后，今年刚毕业，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回家种地了。”3月7日，决心成为一名“新农人”的扬州大学毕业生陈乐，用一条抖音短视频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以陈乐为代表的“00后”毕业生，选择成为新农人，离不开政策的助推。早在2019年12月10日，人社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支持年轻人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持续出台。 “大学生怎么了？只要你干了农业，秒变小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乐的视频都是记录自己作为“农业小学生”是如何在瓜棚里学习。 要给西瓜打药，陈乐才知道，他在视频里看到的那种全自动化大棚，投资额动辄就要上百万元。而表哥的大棚里，农药装在一只固定位置的大水箱里，要打完整个大棚，需要人拿着水管来回走动喷洒。打药意味着在大棚里站一整天，忙完一天，腰酸背痛，呼吸道也会不舒服。 要给西瓜授粉，陈乐才第一次知道，花朵还分为公花和母花。操作时，要把公花摘下来，把公花上的花粉一点一点涂在母花上。“母花的花蕊上都必须得涂到，这是非常精细的工作，必须得靠人力一朵一朵地涂过去。”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授粉直接关系到西瓜的收成，为此，表哥不敢将工作交给雇来帮工的工人，也不肯让初来乍到的陈乐直接上手。 陈乐观察学习了两天，才被允许操作。60亩大棚西瓜的授粉，全靠表哥、陈乐和阿姨三人一起完成。陈乐自诩是不怕吃苦的农村娃，可授粉结束，他得休整一整天才能缓过劲来。 但陈乐觉得，这还只是最初级的挑战。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短视频，为家里低附加值的农产品搭建一个可以获取更高利润的零售渠道。这意味着他需要输出更吸引人的内容，获得更大流量。仅有流量还不够，“你的账号应该更加人格化，成为粉丝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信任，才能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们。” 陈乐的尝试并不顺利。因为他太年轻，又缺少经验，要输出西瓜种植技巧等内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比不上抖音里四五十岁的老农人面孔。他本希望能在今年5月西瓜上市的季节积累足以支撑零售的粉丝数量，但效果不及预期，他感到挫败。 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成功打通从种植、内容生产到销售的链路，仅仅亲力亲为地参与种植，展现劳作过程是不够的。在他看来，要成功做起一个“新农人”账号，就不能只作为一个边缘角色，自己必须得是一片农田的主人，为农田和产出全权负责，只有这样，做出的内容才足够真实，才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但问题在于，要独立成为一片农田的主人，就意味着土地承包、农资购置，这都需要资金。陈乐刚毕业，没有足够的积蓄，需要靠兼职工作来支撑他做短视频的支出，独立经营农田则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靠网贷启动 决定做电商后，杨小强给四个散落各地的好朋友打了电话，张明霞是其中之一。 五个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在天水的校园里结下深厚的友谊。“进了本科院校，你可能会发现大家都在学习。但进了我们这样的专科学校，同学都在谈恋爱，都在玩。”杨小强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学会迅速分化成两个群体，一群人沉溺在玩乐里，另一群人则四处寻找出路。 “只能做小生意。”达成一致的五个人，送过外卖，收发过快递，还卖过花牛苹果。最终，他们发现，能稳赚不赔的，还是收废品。有人毕业了，他们就去收那些被丢弃的书本，再从里面分拣出小说，一部分卖废品，另一部分卖二手书。在那样拮据和青涩的生活里，理性、沉稳的杨小强成了小团体的“主心骨”。因此，毕业两年后，虽然五个人各自有了工作，但杨小强的一个电话，就能叫回所有人。 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在拥有足够的粉丝和流量以前，他们需要熬过漫长的启动期。2020年，孤注一掷的五个人，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运转。卸一吨货，价钱最好的时候，也只有47块钱。最险的一次，几个人一起从车上跌落，摔得好几天都走不了路。“我们干日结，纯苦力。”杨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五个口袋空空的年轻人别无选择。对张明霞来说，那是一段极度黑暗的日子。四个男孩做苦力来支持她拍视频，她不知道自己要拍点儿什么才能获得关注，着急的时候，她就一起去打零工，“分拣一晚上快递，回来得睡三天才能缓过来。”为了省钱，他们只吃馒头榨菜。 坚持了几个月后，张明霞站在腾格里沙漠与绿洲交界的边缘，黝黑黝黑。她戴一顶草帽，捧一只金灿灿的小蜜瓜，就像她给自己取的昵称“胖娃娃”。“这次大家相信这是沙漠边缘产的瓜了吧？”也许是因为画面足够有说服力，有一天晚上，四个男孩子打完工回家，发现直播间居然有了五万元的销售。 但兴奋没有持续太久，销量起得猝不及防，他们备货不多，只能临时四处寻找货源，没有足够的货款，也得想办法硬凑。 找同学朋友几百、几千地借，钱凑不够，杨小强只能网贷。“上学的时候，我看同学用网贷买球鞋，我就想，为啥要借钱来花？没想到，为了创业，我也得贷那么多款。”杨小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能还上，但借得太多了，“十几个平台，征信是花的，以至于现在想走正规渠道贷款都贷不了。” 一年下来，账号的粉丝数量和店铺的销售都有了起色，可一算账，五个人还是赔了20多万，直接导致另外三个成员退出。 他们栽在熟悉的苹果上。读书时就卖过的花牛苹果，直播间的销售足够好，可由于苹果抢手，头一天的成本价格还是一斤六七毛钱，第二天就涨到了一块五一斤。农产品利润本就微薄，“一斤涨个几毛钱，就赔完了。”杨小强回忆。 等到销售静宁县特产红富士，他们吸取花牛苹果的教训，决定先囤货。花牛苹果和静宁富士在当地都非常有名，虽然静宁富士的价格要比花牛苹果高，但杨小强想，既然能把花牛苹果卖出去，静宁富士应该也没问题。他们每天都去收货，到手就存放进仓库。 “有时候会觉得做电商就像在撞大运，有的产品运气好了，一下就卖爆了，有的产品再怎么努力，就是卖不动。”杨小强告诉记者。事实上，他们豪赌一把的静宁富士，恰好就缺少了那点运气。无论张明霞怎么努力，静宁富士的销量就是上不去。教训太惨痛，赔得不堪回首，“多少钱已经不记得了，反正一仓库苹果先转进冷库，第二年实在没办法，一毛钱一斤的价格卖出去做果汁了。” 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 深入农业和农村，年轻人会陷入一些来自政策和市场的困境。迄今仍让朱波不平的，是几年前与当地政府的一次合作。 当时朱波的工厂已经运营两年，势头不错。当地政府希望朱波的工厂向1076户农户出售售价为6500元一台的机器。当地政府允诺，农户向朱波支付2500元，剩余的4000元，先由朱波的工厂垫资，待农业局和林业局发给农户共计4000元的补贴到账后，再由农户支付给朱波。此后，朱波得到通知，称相关资金由省一级主管部门统筹整合，“这笔资金就一直欠着，欠了我们500多万，快六年了，杳无音讯。” 郭祁琦运气好一些。资金吃紧，他们一边扩大销售区域，一边依靠研发新设备，申请专利。“农机方向的科技创新比较少，我们申报一些省级、国家级的项目会相对容易。”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依靠科技部的项目获得200万元的补贴才渡过难关。 在郭祁琦的经验里，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争取更多的资源，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出现变化，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 “以申请中央和省一级的项目为例，要申请，你就必须要有跟农户合作的经历，要有利益链接机制。我们跟农户一起做事情，所以在申报的资料准备上，我们非常强，做起来也很简单。但政策风险也特别大，有可能一直拿不到钱。”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明霞和杨小强遇到的，是另一种困境。农产品上市本就有窗口期，窗口期内，价格又会随行情波动。做微利的农村电商，如何在库存滞销风险和断货风险间找到平衡，对年轻的电商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做水果，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一批货拿回来，不一定全用得上，残次率也参差不齐。昨天的残次率只有5％，今天可能会达到10％。到了10％，今天收的货可能就不够发。”杨小强说。 要以严格的收购规则要求农户控制残次率，这样的规则屡屡失灵。“并不是因为我们规模小，而是因为一个水果的成熟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如果农户天天忙着挑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果实直接烂在地里。以樱桃为例，产品本身就很脆弱，挑出来的次果，要么倒掉，要么就以一两块钱的价格贱卖。相比农户，我们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因为我们可以挑选出残次品走低价的电商平台。”杨小强说。 “并不是说我们多么（高尚），其实定规矩的时候，我们的界限也是很明确的，但是在工作中……”电话里，杨小强和张明霞笑起来。“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要坚持这个界限真的挺难的。前两天，我们收民勤蜜瓜，一开始就说，就要这么多，多的一点儿都不能要。”张明霞回忆，当天，供货大叔送完定好的瓜后，晚上又多拉来一车瓜。 “我们努努力，是能卖掉的。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做电商的朋友一起消化，警告他们，瓜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张明霞爽朗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