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会计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会计研究更离不开中国国情和中国问题。文章对新时代十年我国会计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着重指出当前会计研究存在日益脱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匮乏和实证研究过度等“五大问题”，进而围绕现行科研考核制度、会计学术生态、博士生培养机制进行了系统反思。最后，从如何繁荣会计学术研究视角,提出需把握和处理好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等在内的“五大关系”，为倡导我国会计学者聚焦研究“真问题”，着力构建我国会计研究自主话语体系，以及促进会计研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参考。
如下为该文章的大纲：
二、对会计研究现存问题的深入剖析
尽管过去十年我国会计研究取得了上述成就与进步，但是当前我国会计研究日益脱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匮乏和实证研究过度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从会计学术研究选题、理论分析、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几个构成要素来看，目前我国会计研究存在以下五大问题。
(一)研究会计“真问题”呈下降趋势
会计“真问题”的判断要建立全过程思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前提预设是否正确，是关系问题真伪的关键标准(文学平，2020)。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社会科学，会计学天然具备源于实践的特质(杨雄胜，2009)，会计研究的前提预设也应当源于会计实践。当会计研究假设的实践逻辑并不存在时，应当判断为“伪命题”。但并不是实践逻辑成立时，该项研究就一定是“真问题”,还需要判断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是否能产生两个维度的作用，即指导实践的作用与服务理论发展的作用。然而会计学发展至今，向其他学科的理论溢出服务效应始终有限，那么当前会计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就应当取决于指导实践的能力。会计学者，尤其部分高校的青年会计学者，始终面临着对企业实践了解和会计实务经验欠缺的尴尬，研究容易追求时髦话题和空洞概念，而在解释其作用机理，挖掘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上，存在不足。当前我国会计学者研究“真问题”呈下降趋势，有日益脱离企业实际的倾向。
一是，“奇葩式选题”与“跟风式”研究日益盛行。在选题上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题，往往源自我国学者对西方会计学术选题的模仿或拓展。“有趣”不应成为优秀会计选题标准，会计学者更应当关注研究话题对于当前会计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与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实践问题的价值。例如管理者面部特征、高铁开通、独立董事性别等话题，在权威期刊首次发表后，部分学者做了大量“跟风式”研究，不断拓展上述变量的影响角度。然而这些研究在核心理论上并未做出显著创新，理论研究价值匮乏，尤其导致出现一些缺乏现实解释力的“奇葩式选题”,根源在于研究者并不了解研究内容的真实背景(杨雄胜，2012)。再如对管理者自信自恋的度量，事实上很难通过简单的指标进行刻画，可能更需要依赖实验研究等方法。并且西方市场环境中存在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因而这类研究有学术市场。但在中国，由家族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组成的市场中，这些企业选聘经理人有其特殊的规则，讨论管理者心理特征的经济后果，进而为选聘提供指导的价值可能并不突出。进行选题时，应当避免将西方学术体系的重要选题奉为圭臬，要考虑是否是当前我国会计发展的关键问题，尤其是要抵制对西方学术话题的简单套用。
二是，部分研究选题过度拓展，日益脱离会计学科。拓展研究边界，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但研究边界的拓展应当围绕会计学科的核心内容，应当以优先回答会计领域重要问题为前提。会计学术研究体现出的“交叉性”,应当是在强化自身学科体系基础上的跨学科交叉式研究，应当有利于构建和拓展会计学术理论体系，而不是仅仅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数据。学术研究能够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特质性贡献，是会计学科赖以存续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会计学者的研究方向，与金融学、经济学甚至心理学学者的研究方向愈发雷同，研究选题缺少立足本学科的理论创新，占用会计学术资源，但并未对会计领域重要问题给与解答，转而向其他学科靠近，存在投机倾向。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具有数据优势，当前研究范式又倾向于实证研究，凡是企业层面的问题就是会计问题正在成为一种选题趋势。是否所有企业层面的问题都是会计学术问题？会计学科的研究选题与企业管理等方向又有何区别？当会计学者“万金油”的特征越发明显时，将进一步拉大会计学术研究与会计实践的距离，弱化会计学科自身的生命力，加剧会计学的发展危机。
三是，部分研究选题存在“新瓶装旧酒”现象。“宏观化”趋势下的会计学术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提供了诸多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也由此产生了新问题。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政策变革加快，宏观层面的新理念、新思路不断涌现。会计学科具有从微观层面细致解释、解决宏观问题的天然优势，会计学者紧跟国家重大宏观问题是向上提升学科价值的重要路径，并成为期刊选稿的一种倾向。但为迎合“宏观化”的研究趋势，实现文章的快速发表，部分研究在未搞懂搞通宏观经济问题的前提下，直接套用宏观层面的新概念。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并未深挖新理论或新方法，采用未经充分论证的某一会计变量进行度量，使得对问题的讨论片面甚至偏离宏观问题本身。将“旧问题”冠之以“新帽子”的研究缺乏实质性创新，对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贡献不足，甚至可能引发舆论对国家宏观决策与理论体系的错误认识。
(二)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性会计问题研究不深
深入会计制度内部，关注重大技术变革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与转型，是关系会计学科发展的战略性课题。重大技术革命使得会计实务界产生职业危机，而学术界长期倚靠的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越来越难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前瞻性的信息(杨雄胜等，2013)。如当前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即全球已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由此带来的诸多会计理论与现实问题亟待研究。数据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形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信息报告形式与认知倾向，越来越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发展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在现行会计准则下编制的会计报告，仍然侧重对有形资产信息的披露，非实体资产信息确认、计量和披露存在严重缺失或不足。当企业的价值创造更多依赖非实体资产时，会计报告反映的账面价值与企业真实价值之间的偏离也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了会计报表“信息相关性危机”。
在数据资产会计标准方面，虽然中国在数据应用场景上具有先天优势，且在数据相关制度设计方面出台了政策文件，但其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基础问题，即数据资产会计标准依然没有根本性突破，这不仅事关数据交易能否活跃、数据资产能否投融资以及能否激活地方新财源，更事关我国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和未来数据资产会计标准的国际话语权之争。以“数字资产”“数据要素”“数据资产”作为检索关键词，在2012-2022年会计类核心期刊和CSSCl来源期刊中，与数据资产核算相关的文献共计35篇，主要出现在2017年及之后。但当前关于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产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原因在于懂数字技术的技术专家热衷于研究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智能化财务，很难深入涉足数据资产会计标准的研究，而有实务经验的会计学者往往对数字技术本身关注较少或研究不深，对数据资产会计标准的研究也就无法做到深入，由此导致数据资产会计标准方面至今缺乏权威且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2022年在对国内部分数据驱动型企业“数据资产”问题开展的调研中，深刻感受到企业家存在的困惑与苦恼，如，某数据科技公司董事长反映：“我们公司属于数据驱动型的轻资产企业，由于大量的数据资产没法进入资产负债表，这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判断，更严重影响了银行对我们公司的信贷评估和投资者对公司的合理估值，呼吁将数据作为一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单独列表和披露。”
数字经济时代另一个尚未得到解答的重大课题是如何修订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一是，大量无形资产难以被确认。未被确认的无形资产主要产生于内部构建过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规定，开发阶段的支出需同时满足五项条件，才能确认为资产。在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难以准确界定的情况下，面临审计压力，大量研发支出以费用形式体现在报表当中，绩效指标被严重扭曲。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依赖智力资本，而智力资本可能并不由企业拥有或控制，其盈利能力和溢出价值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或存在难以可靠计量的问题，使得这类非实体资产难以入账。通过对无形资产进行分类确认，拓展无形资产范围可能是当前准则修订的关键。IASB于2018年对资产定义进行了修正，调低了对资产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可能性标准，一定程度上为未来无形资产确认与准则修订提供了敞口。二是，后续计量对于无形资产价值变化反映不足。无形资产后续计量采用了与有形资产类似的核算逻辑，按照一定规则对无形资产价值进行摊销。但随着无形资产形式的多样化，并不是所有无形资产都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生价值减损，有的甚至随时间积累出现价值提升，导致摊销的后续计量方式可能与无形资产价值变动方向产生矛盾。修订无形资产准则也是提升当前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重要一步，对于提升企业创新积极性，推动新业务、新模式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修订无形资产准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核算框架、计量技术、监管与审计规则等诸多方面的同步变革，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虽然我国始终坚持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修订方向，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以及未来的引领者，需要在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学术讨论与修订中积极作为，尤其是在国际准则修订前，会计学术界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先行对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修订问题进行充分研究。
可见，发展数字经济，抓住经济发展动能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会计学界应当勇担使命，积极投身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视域下数据资产会计标准和无形资产准则变革等重大战略性课题的研究，通过构建系统科学的数字经济时代新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披露标准，切实推动“有形化资产负债表”向“无形化资产负债表”的变革。
(三)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学科发展困局下，构建属于会计学的理论内核，回答“会计理论之问”,是会计学术研究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杨纪琬和阎达五(1984)结合马克思对企业管理两重性的论述，系统分析了会计的“经济管理职能论”,逐步形成了会计“管理活动论”,强调了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对近十年CSSCl会计学者学术成果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会计研究的开展严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这包括金融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等。当然，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不断扩大着会计学的研究边界，但这种依赖也在逐步将会计学推向自身理论的“空心化”,究竟哪些基础理论属于会计学?“思想性”的会计学术研究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当前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盲目利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会计问题。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诸多共性问题，这促使各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积极进行合作与互相学习。我国会计实务与学术研究在发展起步阶段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借鉴学习了诸多经验，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本土化发展。但也需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我国存在巨大差距。诞生于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是否能够直接用于解释中国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论证。例如对企业破产风险的研究，中国企业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相比，在破产风险的影响因素上存在重大差异。但国内学者往往直接套用西方学者构建的测算模型，忽略了我国企业所有权属性、制度资源等的影响。并且这类研究一般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上市企业本身就是优中选优的结果，加之退市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市公司破产风险话题本身存在悖论。因此在学习西方理论过程中，应当深入考虑其在指导我国会计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尤其要坚决摒弃“西方理论+西方研究模型+中国问题”的粗暴借鉴，这在我国会计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也可能扭曲对中国情景下该问题的理解。
第二，基础理论匮乏导致的“万能机制”问题。
实证研究需要进行理论分析从而提出文章假设，尤其需要对期望解释的关系进行机制阐述。在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停滞的背景下，产生了对已有基础理论的泛化应用，在此将其称为“万能机制”问题。例如，缓解代理问题或降低信息不对称等理论，成为解释诸多会计学术问题的“万能机制”。
在此并非否认上述机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强调应当挖掘不同问题下更具针对性的机制理论，降低现有机制研究的惰性，催化新基础理论的产生。
(四)研究方法出现严重的“唯实证”倾向
我国对实证会计研究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葛家澍和陈少华，1988)，沈艺峰(1996)首次利用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了当时中国资本市场不具有半强式有效性。随着计量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国内会计实证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在近十年逐步发展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方法。实证研究具备相对科学严谨的研究范式与逻辑，是会计研究的重大进步，但在提高会计学术研究科学性、严谨性的同时，也应当抵制“唯实证”的方法倾向(杨松令等，2022)。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会计学术界出现了不分情况，不分场合地使用数学方法和模型的问题，甚至出现了过度“数学化”“模型化”的倾向。或一味追求数学模型的严格和准确，忽视了新的思想、观点和见解；或依托数学技巧，追求复杂甚至冗余的数学模型；或沉迷数学游戏，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思考，其结果是使简单问题复杂化，用“众所不知”的语言去讲述众所周知的道理。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者过度依赖档案式实证研究方法。持续提高会计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实验研究可能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近年来利用准实验的方法开展的会计研究快速增加，纯实验研究也呈现发展态势，这大幅提升了会计学研究在因果识别上的效力。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推进，也有助于促进会计学者深入实践，获取更加贴近现实的研究方向，明确问题本源，推进会计理论进展。但存在的问题是，这类研究需要较高的研究成本，或要求较丰富的社会资源，或实施过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一现状使得国内能够较好利用这类研究方法的学者寥寥，也为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事档案式实证研究提供了解释。在未来，有必要推进和鼓励实验研究、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在会计研究中的应用。
二是，缺乏对研究模型和研究方法的论证与创新。从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现状来看，对于西方学术文献的高频引用主要出现在理论分析和模型设计部分。我国会计学术研究不仅在理论基础层面过度依赖西方成果，在模型设计以及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类似问题。实证研究中绝大多数会计指标的测算模型均源自国外文献，研究方法的革命与探索也由其引领，我国会计学者存在明显的跟随心理。模型与方法是否具有权威性与通用性，需要结合其应用场景进行综合评估，基于西方模型的研究可能扭曲中国会计问题的研究结论。如度量破产风险的指标Altman-Z值，基于固定的系数与影响因子计算企业破产风险，其结果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同时也在我国会计研究中广泛应用。但考虑中国的制度特征，尤其国有企业的存在，西方数据测算出的固定系数与影响因子是否能够直接用来度量中国企业破产风险?这需要进行进一步检验与改良，或者跳出该类文献的度量逻辑，提出并论证中国企业破产风险一般化的度量。另外，当前国内会计学术研究对分析式研究方法的运用存在严重不足，缺乏抽象化理论模型的思考与分析过程，这也是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此外，随着计量软件的进步与人工智能的兴起，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新的研究方法正在显现其优于原有计量逻辑的优势，但国内利用前沿方法开展会计研究的文献依旧鲜见。
三是，样本与检验方法存在主观操纵问题。在解释会计问题时，研究者往往事先构建了合乎理论与实际的研究结论，然后再开展检验分析。虽然实证研究具有更强的科学性，但在样本与检验方法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操纵空间。基于倒推式的研究逻辑，可能促使学者朝着更能够证明个人观点的方向，对研究样本和检验方法进行操纵。
近年来，会计研究成果中档案式实证研究成为主流。数据与计量技术壁垒是这类研究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一环，这可能促使会计学者将精力过度放置于对模型、数据的讨论，陷于“模型与逻辑游戏”,降低了对研究问题本身的关注，也对会计基础理论等规范研究形成挤出效应。由于档案式实证研究采用历史数据为研究对象，作用在于强化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较难产生更具创造性与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唯实证”倾向容易加剧会计理论研究的“空心化”问题。
(五)研究结论缺乏实践价值分析
西方会计学术体系更侧重对客观事实与逻辑的揭示，相对弱化了研究结论在实践应用中的讨论，这种倾向源于将会计学术研究不断向经济学学术体系靠近的初衷，强调它的科学性。但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需求下，除不断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外，也应当积极通过学术研究与讨论提升研究结论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发挥中国本土会计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这需要会计学者关注会计、经济现实问题，强化在成果发表中对于实践活动指导价值的论述。合理选择会计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结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及时性。前述档案式实证研究的主流技术方法，存在的重要弊端是导致研究的滞后问题。为获得充足的样本，往往只能在一定时期后再开展研究。为基于大样本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结论，学术研究往往滞后于实践关切。事实上，会计学术研究关注的话题都是颇具实践指导价值的热点问题，但研究范式导致的滞后性显著降低了实务界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关注，让学术研究发挥预见性指导作用则更加困难。当前研究结论缺乏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研究结论属于认知“常识”。社会科学能否被称之为“科学”,能否“学术化”,一直饱受质疑。由经济学家引领的社会科学“可信度革命”成为近几十年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Leamer,1983)。随着计量经济学和计量软件的普及，以档案式实证研究为代表的研究方法在提高研究结论可信度的同时，研究结论的价值也出现了降低趋势。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问题，正如Shiva(2021)提及的，企业管理者担心的问题与会计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之间有多少重叠?事实上这一比例非常低，因为企业管理者可能已经先于学者理解这些问题，或者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会计体系中诸多变量存在天然的勾稽关系，通过复杂的模型推导或检验，得到“常识”性的会计研究结论，无疑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利用复杂技术检验“常识”的研究应当摒弃。
二是，缺乏对会计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的传播。研究过程的科学严谨是必要的，并且在学术界内部具备相互理解的共通范式和学术语言，内部的交流沟通能够顺利开展。但随着会计学术研究科学性的提升，尤其基于数学或其他专业研究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包括政府、企业等可能的成果使用者而言，存在一定的认知壁垒。因此有必要强化会计学术研究结论通俗化的传播，为发挥高价值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中的作用提供渠道，防止学术研究成为学术界内部的“自娱自乐”。
三、对会计研究问题根源的系统反思
前述会计研究问题的出现，是当前我国科研考核制度、学术生态环境以及人才培养机制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当深刻反思近十年我国会计研究产生问题的制度与环境根源，为推动我国会计研究进入下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打牢根基。
(一)反思科研考核制度的科学性
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面临较大的科研考核压力，现行的科研考核制度虽然有效推进了我国会计学术研究的进展，但也催生了一定的负面问题，尤其在固定年限内完成各种科研考核任务，倒逼会计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做出取舍。例如从国内会计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的分布来看，大量学者聚焦财务会计或财务管理领域，开展档案式实证研究，而致力于管理会计研究的学者往往占比较低。部分原因在于管理会计研究依赖于大量的实践调研，研究进度较难把控，并且在缺乏大样本的情况下刊发高级别期刊存在困难。又如从会计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看，会计理论的进步除依赖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外，还需要依靠对会计实务的总结以及前瞻性思考，青年学者往往缺乏会计实践经验，加之非常难获得在权威期刊发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机会，在聘期考核压力下，会计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失去了最具研究精力与能力的青年一代。
现有科研考核注重以发表期刊级别作为评价“标签”,较为普遍的是将SCl、SSCl和CSSCl期刊作为核心科研考核指标，部分会计学科头部高校则在上述检索中设置更小的期刊范围，“完成发表”越来越成为会计学者进行研究的全部意义。但发表权威学术期刊论文仅仅是会计学者研究能力的一部分，作为具有较强应用价值的社会科学，有必要将参与国家政策决策研究、调查研究和企业实践等纳入考评加分体系，为具有不同专长的会计学者提供差异化的发展赛道。此外，从当前科研考核对期刊的分级情况看，存在“重综合类期刊，轻专业型期刊；重国际期刊，轻国内期刊”的倾向。权威综合类经济管理期刊受众面广，被引用概率以及影响因子较高，更容易快速建立学术影响力。而会计专业类期刊数量较少，在经济管理学术生态中较为孤立，使得在制定科研考核政策时，往往综合类期刊占据更高权重，促使专业会计类期刊以及会计学术影响力发展面临挑战。再比如，是否要将发表国外学术期刊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在目前高校学术竞争及科研考核机制的引导下，国外论文发表价值高于国内核心期刊，正在发展为业内共识，并形成了以期刊级别而非学术思想作为评价会计学者研究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氛围。在国际学术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固然重要，国际顶级期刊学术论文质量也的确占优，但立足本土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形成有价值的研究发现和传播会计学术成果更加重要，过度注重国际期刊论文发表这种“厚此薄彼”的学术氛围或应尽快扭转。
(二)反思会计学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会计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同物种一样，需要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会计学术生态系统应当是多样的，这主要指在研究方向上，部分学者能够坚持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突破；部分学者能够运用多种方法从事解释问题与现象的实证研究，推进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与预测；部分学者拥有较丰富的会计实践经验以及解读学术研究成果的能力，并依托上述资源进行深入的实务研究以及教学研究。当前我国会计学术生态系统单一化趋势非常明显。由于外部制度与环境的影响，会计学术生态系统资源正在高度向“解释问题”的领域集聚，正在挤出理论、实务以及教学的会计研究资源。从事“解释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取得学术界声誉与地位的入场券。并且依托各类学术团体，部分占优的会计学者群体正在形成圈层壁垒，出现“封闭化”、“等级化”问题，团体内学术保护倾向显现，可能成为影响项目立项、论文发表的非公平性因素。
应当认识到，会计领域具有不同方向专长的学者对于会计发展同等重要。实证主义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通道(杨雄胜，2009)，矮化任何一方都将是会计学术生态的重大损失，应当积极为保持会计学术生态系统多样性提供土壤与环境。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学术思想和学术创新的重要阵地，需持续推动符合我国实践要求与理论发展的研究成果的发表，打造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Management Science也开始反思会计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问题，在2021年刊登的文章中指出，希望期刊能够成为会计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多维知识沟通平台(Shiva,2021)作为推动会计学术创新和学术高质量发展“助推器”的中国会计类权威期刊，应当防止形成“唯权威“唯帽子”唯项目”“唯实证”唯热点”的选稿倾向，持续优化和深化匿名评审制度改革，不断降低作者身份对发表概率的影响，不断提高论文研究质量和观点创新在其中的作用。
(三)反思会计学博士培养机制的合理性
近年来，我国高校会计学博士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群体与高校教师面临同样的文章发表压力。虽然不同高校在会计学博士培养上各具特色，但在类似的毕业压力下，博士生会根据发表难易程度对选题与方法进行取舍，导致各高校博士生在研究模式与方法上愈发趋同。博士阶段是系统思考某一具体问题，为投身会计学术工作打基础的关键时期。但现有培养以及考核机制，使得博士生前期跟随热点展开研究，争取发文机会；后期甚至临毕业前，开始突击博士论文，或直接提交“拼盘”式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培养过程，使得博士生难以形成对某一领域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尤其作为一门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学科，甚至可以在完全未进行实践调研、未充分理解研究对象实践现状的前提下，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大量会计学博士生经历的是从“文献”到“文献”，从“论文”到“论文”的博士研究生涯。尤其在会计基础理论以及会计实践上相对弱势，但在数理方法以及对西方主流研究的学习能力上具有突出优势的青年学者，正在快速成长为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继续强化着上述问题。会计学博士撰写的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同样陷于前述提及的五大问题之中。培养的会计博士生大概率是“数据处理专家”,而不一定是懂会计、能够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以及解决现实会计问题的“会计专家”。现实表明，部分会计学博士生出于毕业和就业的需要，要在固定时间内独立或合作完成多篇CSSCl期刊，甚至高级别期刊和国际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使其很难持续对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的跟踪研究和深入系统的思考。由于会计学研究数据的易得性，作为我国会计学术研究后备力量的博士生，在这种培养机制下很容易成为“会计论文机器”,而高校输出能够开展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的“会计思想者”或“会计实践专家”更是成为小概率事件。如何优化会计学博士培养机制，打造会计学术思想力后备军，是当前会计学术研究发展和繁荣的关键议题。
四、繁荣会计研究的展望：把握好五大关系
十八大以来，我国会计研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和进步。“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命题也被不断验证，会计学越来越从一门应用技术走向理论科学。然而发展必然伴随着问题的出现，推进我国会计学术研究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越，繁荣会计学术研究，需要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一)会计学术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生动阐述，片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忽视实践，将走向教条主义；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则将走向“唯实践论”。会计学是人类创造的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社会化工具，在漫长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凝结成了会计理论体系，会计实践应当成为会计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当解释会计实践如何实现创新时，必须认识到会计理论在其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一方面，会计理论研究应当致力于总结会计实践创新，解释会计现象，做好“已实践”的经验总结，实现理论发展。另一方面，会计理论研究应当致力于构建先于实践创新的发展体系，做好“未实践”的理论探索，推进实践创新。作为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有待完善的背景下，会计实践从业者具有极强的尝试与探索动机，往往先于会计理论研究者发现新问题，这就对会计学术理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会计学者应当积极走出“象牙塔”,投身会计实践，再通过对实践的认识与理解，推演出具有前瞻性的会计理论，从而为不确定性逐渐增加的会计实践活动提供有力指导，实现实践创新。科研制度应当为会计学者提供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如现有侧重纵向课题的考核机制，难以为会计学者提供融入真实经济实践的入口。鼓励会计学者参与企业或政府高质量横向课题的研究工作，淡化对于横向、纵向课题的考核差异，缩小会计研究与会计实践之间的鸿沟，可能是新时期提升会计学术研究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二)会计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融合关系
早期会计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随着“可信度革命”以及对社会学科“科学性”、“学术化”的发展诉求，现代会计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强调研究的中立客观，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不做出价值判断，这使得实证研究的优势在于解释现象。规范研究则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主观性，一定涉及价值判断，这种特性使得规范研究有利于指导独特个体的实践活动。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就应当将其拆解为“社会”和“科学”两个部分进行理解。“社会”意味着会计学应当立足所服务的市场，建立适用于其服务对象的特有理论，需要做出必要的价值判断；“科学”意味着会计理论研究也应当探索一般化的规律，构建学科根基，同时为特有理论的建立提供支持。会计学术研究既要发挥规范研究在指导实践中的价值，凸显其“社会”性，也应当充分利用实证研究在解释现象中的优势，凸显其“科学”性。在新的发展阶段，“唯实证”的倾向将降低会计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唯规范”的倾向则会将会计研究排除在学术学科之外。繁荣会计学术研究过程中，也应当高度关注分析式研究方法在会计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抽象化理论模型的构建能够提高理论分析的科学性，为实证模型的构建提供更多相对客观的依据，有助于提高我国会计学术成果理论化和科学化水平。我国会计学术研究在方法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代际断层，新兴会计学者更倾向于实证研究，分析式研究能力不足，规范研究能力正在显著退化。当前，推进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融合，倡导分析式研究、经验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繁荣会计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会计学地位逐渐提高。这使得会计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将会计学从技术性应用型学科，提高到与其他社会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技术方法上升至学术理论，并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门类，会计学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处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一，充分借鉴其他学科在理论、方法上的优势，不断构筑会计学理论体系。目前的会计研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较多尝试，吸收包括经济学、金融学、法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的先进理论与技术方法，使得会计研究外沿得以拓展。但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目的是强化自身理论体系建设，不是简单的“拿来”,更要强调“拿来”后的创新与融合。当前尤其需要关注和研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会计基础理论。第二，塑造向其他学科供给思想理论与方法的能力。数学、哲学等学科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在于这些学科自身的进步能够为其他学科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或研究工具。目前的会计研究主要表现出对其他学科的依赖，会计学术研究想要保持在学术界的持久地位，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科学性与理论深度。
(四)国际一般性理论与中国特殊国情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新时代十年，我国不断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共通性不断提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会计学在解读企业发展规律中具有天然优势，这使得会计学成为探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工具。在会计学术研究过程中，充分学习借鉴国际一般性理论，是我国相关研究工作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促使会计学者应当理性看待国际一般性规律，在将其用于解释中国会计问题时，应当保持谨慎态度与批判思维。会计学者应当立足我国国情，在研究选题、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经验总结等环节，实现本土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理论的构建。会计学者既要充分学习国际一般性会计理论，又要积极为其他国家会计理论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五)中国自主话语权体系与国际会计主流研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