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华、顾秦一 | 区块链技术诱发国家政治安全的风险样态、逻辑与治理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政权安全为根本”“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然而，目前学界多从政治安全的某个细分要素出发，来探讨该要素与区块链之间的关系。其中，现有部分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存在着加密极客的无政府主义想象，且可能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同时，区块链的反政府特征与政府监管、整体性治理之间会出现紧张关系，而区块链技术加持下的非国家加密货币的崛起也会加剧对政治制度的挑战。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机构的利益似乎会与区块链技术引发的新治理机制相互冲突。上述研究多从政治安全的某个细分要素对区块链技术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予以警惕，而较少从政治安全整体视角出发来审视两者之间的系统关系。同时，由于区块链技术的新颖性等因素制约，当前多数研究将其与其他智能技术合并讨论，而对其风险独特性的认知有待析出，对其与政治安全层面的整体审视也有待继续深化。例如，目前部分研究对政治制度安全的探究多停留于区块链与政治制度表面相抵牾的问题，而较少从更深层次的制度认同和制度正义问题来进行分析；在区块链技术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原因层面，部分研究多从区块链本身的技术特性和技术起源角度来进行风险归因，而较少从区块链自治社区网络传播环境和网络圈群文化生产的角度来进行深度探索；在区块链引发的政权安全风险方面，部分研究多从区块链的技术特性出发来对现有区块链的政治实践风险进行总结，而较少对区块链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其影响政治安全的其他可能性进行学理性探讨。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关于区块链与政治安全关系的直接研究较为稀缺，且部分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状态，整体性、系统性和学理性均有待提升。因此，本研究试图以信息生态理论对区块链与政治安全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条分缕析，以探索区块链诱发政治安全风险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以契合智能社会运作的智慧治理理论来对相关风险要素进行审视，并试图以精准化、智能化的智慧治理策略来达到“善智”与“善治”的双重目的。

1. 区块链自治社区容易削弱用户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

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着政权是否稳固和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故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的稳定、持久，并会对政权安全构成基础性影响。当前，区块链技术已经通过在线社交媒体等方式深度嵌入网络社会生活系统，并可以为网络用户提供能够容纳多元个体偏好、去中心化分布、社会思想复杂且具有强黏性的网络社群。在此网络社群建构的“信息茧房”效应下，主流意识形态在此领域的传播进程可能会受阻，而不良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容易潜藏其中，故区块链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并可能会影响政治安全的稳定性。

（１）区块链社区内部成员意识形态立场的偏见，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

区块链在线社交媒体中存在复杂、多元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会干扰或遮蔽主流意识功能，销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区块链的发展历史与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和密码朋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在区块链技术嵌入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区块链技术企业可能会将自身意识形态立场偏见灌输其中。针对此种现象，马克库塞指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此种认为技术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观点，也部分呈现了区块链技术蕴含的自由、平等、去中心化、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背后承载的某种政治想象。同时，以四家区块链初创公司Steemit、Creativechain、Democracy Earth和Bitnation为样本进行的语料库分析结果表明，区块链科技企业在技术嵌入过程中会存在价值偏见，而这些企业也正在通过程序设计等方式，将其偏好的数字公地、网络自由意志主义和资本主义理想付诸实践。此种研究结果表明，部分利益集团容易依托区块链等技术载体来实现其某种价值偏好，并会进一步对区块链自治社区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干扰。

同时，区块链技术构筑的分布式、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结构，有利于区块链在线社交媒体场域个性化话语体系或相关社会思潮的生长，以及多元意识形态的竞争发育，而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立场也可能会受到挑战并引发分歧。在此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竞争场域中，不同用户群体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而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保障也将是一个问题。

（２）区块链自治社区的圈层化特征，容易增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梗阻和话语认同风险

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网络自治社区具有明显的圈层化特征，而这不仅会加剧意见自由市场的失灵风险，而且可能会增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梗阻和认同难度。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架构虽然赋予了每个节点主体相对平等的接入权和表达权，但是区块链社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权力很难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均等化，并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隐患。相关研究表明，即便在较为成熟的Steemit区块链网络社区中，用户等级依据其拥有的VEST（“背心”）数量来确定，达到每个新等级所需的VEST也是上一等级的10倍；如果较高等级的用户对某个内容投下了“赞成票”，那么处于较低级别的用户就很难用 “反对票”来应对它，故Steemit的头部玩家常选择利用社交机器人和自我投票的方式来巩固自身在社区内部的话语权和某些内容的曝光度。由此研究可知，区块链技术可能会加剧相关网络社群内部的圈层分化程度，使得该社区内部的头部玩家依靠技术途径而非观点质量来“窃取”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地位。此种情况不仅容易导致意见的自由市场运作机制处于失灵状态，增加了不同网络社群内部个人主导的微主流话语产生、发育过程的畸形风险，而且经公意、共识途径达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力量也可能会被削弱。

2. 区块链技术的不当使用容易干扰政治制度运行的民主公正状态

政治制度安全关乎国家权力性质、组织、分配、运作方面的规范法度，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保障政治制度安全有利于促进国家各项制度稳定运转、社会和谐有序，也为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权安全等其他领域的政治安全提供了基础保障。然而，在电子政务、数字治理、智慧治理等思潮影响下，区块链技术得以广泛嵌入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并倒逼智慧治理场景的革新，同时对于政治制度的公平正义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此过程中，区块链技术的不当运用也会削弱部分政治制度的民主、公正状态，并可能会导致相关政治安全隐患。

（１）政治制度对区块链风险回应的不足，扩大了理想场景与现实落地情况之间的差距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兴性和发展的渐进性，当前政治制度体系对利益受损的数字弱势群体给予有效的政策关切的政治回应力度还有待提升，故不仅不利于区块链技术本身蕴含的平等、公正等政治愿景的充分实现，也不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的迫切需求。其中，从技术设计层面来看，区块链虽然可以通过点对点、智能共识等“平等”机制为多元主体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信任和协作的基础，但该技术蕴含的此种技术理想并不必然自动实现政治制度框架的正义目标，而仍需对该技术嵌入政治系统中的诸多变量予以考察。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政治制度的公平、正义属性直接影响民众对相关政治制度的认同感，故罗尔斯的此种阐述具有合理性。由此阐述可知，尽管目前区块链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已经嵌入到社会各领域之中，但由于区块链技术对参与者进行赋权的前提是技术“接入”，故不同地区、类型网民群体的素养，以及其对于该技术的可获取性，也将直接影响其享受该技术红利的程度。由于区块链技术对于互联网具有高度依赖性，故其不同用户群体存在较大的技术接入能力、使用水平等差异，且会因此而加剧数字鸿沟、技术鸿沟和智能鸿沟问题，进而导致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产生较大张力。因此，区块链的技术“接入”和不同用户群体技术使用能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区块链嵌入政治生活系统的缺陷，并可能会加剧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嵌入政治制度系统的不平等程度。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相关数据，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76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仅为3.08亿，较于城镇网民规模的7.59亿仍存在一定差距。由数据可见，由于受网络连接、数据接入、网民技术素养等方面的影响，发达地区的技术精英会享受更多的区块链技术等资源红利，而不发达地区的部分弱势群体成为技术难民、技术弃民的可能性会增加，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其对政治制度系统的认同感。

（２）区块链技术霸权对他国政治制度的冲击

政治制度竞争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会通过技术霸权等方式影响他国人民的政治制度认同感或该政治制度体系的良性运作水平，并可能会诱发后者的政治制度安全风险。相关资料显示,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作为全球银行业和国际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其设立初衷是保持政治中立，然而，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强权威压等因素的影响，SWIFT已成为一种金融制裁工具，并在“俄乌冲突”中用于制裁俄罗斯，意图将俄罗斯彻底孤立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但是，依托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可以突破当前跨境支付主要依赖的代理行+SWIFT模式。由此研究可知，部分发达国家可以将自身政治目的隐藏于技术系统之中，并凭借其技术霸权优势来拓展全球影响力，从而不仅为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奠定基础，而且会为他国网络主权安全维护和政治制度稳定带来严峻考验。

在此情况下，区块链技术已成为当代大国全球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并正在国际政治制度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区块链技术多以应用开发为主，且相关技术多依赖国外开源社区的研究成果，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底层架构研究水平较弱，故在区块链基础技术平台、操作系统研发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尚处于弱势。此种情况，不仅会直接增加部分在此领域具有技术优势的其他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霸凌的可能性，而且也会间接地给一些国家以编码、译码等软性方式在我国传播其不良政治制度偏好以可乘之机。

3.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架构容易增加国家政权安全的保障难度

政权安全体现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政权组织运行情况等方面，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会增加相关网络舆情或不良社会思潮的治理难度，故其在网络空间的广泛应用会增加相关网络政治实践的风险治理难度，并会为公共管理机构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１）区块链嵌入的政治实践容易加大网络空间执政安全的维护难度

执政安全是政权安全的重要基础，但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架构的政治实践愈加虚实交融，故容易增加网络空间执政安全的维护难度。具体而言，借助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技术特性，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转移，并可能将区块链超时空自治社区进一步上升为虚拟国家。相关资料显示，扎哈·哈迪德国际建筑师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于2022年宣布在其元宇宙中创建了一个名为利伯兰的自由主义微型国家；该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提出的参数化主义认为，可以将现实社会规则和人类行为转译成形式信息，并将其建立起参数化的特定关系，当其中某个元素变化时，其他元素也都会相应做出调整。在此虚拟国家政权之中，扮演“云公民”角色的部分网络用户不仅拥有以加密货币购买虚拟“土地”等权利，而且其“云公民”的真实身份在去中心化的虚拟世界中也难以被准确鉴别，故其可以通过多次技术“伪装”来逃脱现实社会中政治中心化的管制。

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会将区块链技术视为逃避国家管控的技术助手，并可能会借助虚拟数字身份、去中心化的结构系统，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交互作用下，以“颜色革命”等方式影响线下现实世界的政治活动，甚至可能会发生政治夺权或对他国政权安全施加不良影响的冲动。兰德公司发布的《虚拟货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显示，恐怖分子和叛乱组织等非国家成员已经通过发行虚拟货币提升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此后，兰德公司发布的《加密货币的恐怖分子使用》研究报告也再次强调了区块链技术被无政府主义分子用于颠覆政权方面的负面影响。此种案例虽有些特殊，但也部分反映了区块链技术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力。

（２）区块链信息的生产、传播方式容易提升部分国家政府公信力的维护成本

从区块链信息的生产过程来看，区块链由区块组成，区块链上的信息被加密存储于区块之中。每一个信息内容生产都有专门的密钥对应，非授权者即使拿到存储的密文也无法解密获取明文，故此技术也为许多加密聊天软件所青睐。例如，在以太坊中，区块链的Whisper协议可以在点对点框架上开展工作，整个过程中没有服务器参与，并允许节点向不相关方隐藏信息，从而实现信息传递方和接收方安全地信息交互。从区块链的信息传播方式来看，其加密和分布式的传播方式极难得到及时管控——除非关闭现实社会中的所有网络节点，否则难以控制分布式区块链媒体对于信息的传播过程。

然而，由于目前对区块链上相关数据真实性的有效监测技术尚未成熟，故一旦部分虚假、恶意的敏感信息被嵌入该技术系统，则该信息将会通过复制等方式传递到该系统的所有节点，并会给所有链上用户带来潜在风险。区块链的此种资讯传播范式，可能会被部分国际社会不良利益主体所关注，并可能被作为政治谣言、政治流言等负面政治传播信息的重要流通手段。在此情况下，一些危害政府的负面舆论难以被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有效遏制，且容易在涟漪效应作用下形成突发性、压倒性的舆论力量。因此，区块链技术会提升部分国家维持政府公信力的成本，并为相关不良主体削弱他国政权安全水平提供技术便利。

1. 区块链拟态环境对用户群体意识形态的涵化逻辑

信息生态理论认为信息环境包括信息载体以及信息在时间和空间运行中的外部状态。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嵌入效应影响信息环境，而信息环境也可以反作用于信息、信息人和信息技术。当作为信息技术的区块链嵌入到政治系统之中时，可以形成相应的信息环境并以涵化效应反作用于信息环境中的普通用户群体等信息人。换言之，区块链技术建构的去中心化的拟态环境，会以某种象征性现实的方式对用户的认知、思想、态度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可能会固化其价值偏见并诱发相关意识形态风险。

（１）精英群体以技术嵌入方式来输出价值偏好，并会对用户意识形态立场予以涵化

技术精英及其盟友可以将自身价值偏好嵌入在区块链技术的编码和译码过程中，并以技术嵌入、算法歧视等方式对部分用户群体的认知体验和意识形态立场进行涵化。例如，在区块链技术平台的开发环节，技术精英会依据自身的主观偏好来理解问题、选取数据、建立模型，故容易在此过程中嵌入某种技术价值偏好。然而，由于区块链社交媒体多采用分布式传播、去中心化传播范式，故被嵌于社交平台内的算法偏见可能会广泛而迅速地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传播，进而构成对用户意识形态立场涵化的“放大效应”。

同时，包括Steemit在内的相对成熟的区块链网络社群，也会因为运作机制的缺陷而强化资本力量对于话语意见的替代强度。例如，在Steemit区块链网络社群中，拥有财富即意味着在平台上拥有更多的权力；为了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区块链社区中的头部成员常会选择社交机器人等方式来加强自己在社区中的意见生产认可度，以获得更多的平台奖励。由此研究可知，区块链自治网络社区的经济、技术激励机制，会促使部分成员以资本、技术力量巩固自身的话语地位并更顺利地成为头部玩家。然而，一旦此类区块链社区的头部地位被部分利益主体操纵，便容易在该网络社群文化生产中“培养”合乎其设计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社群文化来荫蔽其他主体的意识形态立场。

（２）区块链技术塑造的平权传播的信息生态环境，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对相关网络社群的渗透效果

即便区块链技术并未存在任何价值偏见且其运作完全客观、中立，但其具有的去中心化属性，也使其容易建构某种平权传播的信息生态环境，进而形塑个体用户个性化的价值偏好，使得区块链在线社交媒体内部非主流意识形态较为多元、复杂。换言之，区块链具有信息加密、去中心化属性，而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网络空间中的每个节点都相对平等，故作为单一节点的个人在此空间中的独立性更强、个体价值追求动机会得到激发或强化，而其个体话语权也容易彰显。此种自由而开放的信息生态，容易孕育更加多元化、异质化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不排除滋生不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区块链技术平权传播的信息生态环境也会进一步强化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容易消解主流媒体构建和主导的传播中心化格局，也可能会削弱主流媒体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相关网络社群的渗透效果。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具有信息传输损耗小等优点，而其采用的智能合约等技术也强化了不同个体之间的互信基础，故用户可以在区块链社交媒体网络上体验更具互动性、更受信任的信息交流，并可以在此信任中培养情感和价值认同，加强对其所在网络社群的归属感，进而为其内部同质聚合奠定基础；在同质聚合机制的作用下，网络社群也会因选择性满足、心理接近性强等因素而形成更强的传播黏性和组织凝聚力，而此“我者”认同会形成相对封闭而坚固的圈层壁垒。在此信息传播生态中，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因为其具有的严肃而宏大的叙事建构等特点的影响，难以被具有个性化叙事、底层化运作特色的部分网络社群所接受，故其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可能会被削弱。

2. 区块链信息生态场域中信息权力的博弈逻辑

信息生态理论认为，信息并非在信息空间中静止不动，而是处于流动的权力关系之中。在区块链信息场域中，不同信息主体对于信息的占有程度直接影响着政治权力格局的分布。其中，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并会在某种程度上将信息的获取、选择权归还给用户个体，故其具有反平台资本主义的技术属性。然而，比特币等区块链技术生态系统实质上是程序开发者、“矿工”、节点、用户等利益相关者的结合，且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各自分工，并会试图共同维系该去中心化生态系统的权力平衡。由于该去中心化状态的维护需要相关资源的支持并需要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故常会引发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博弈。

（１）区块链平台容易在资本的驱动下侵蚀政治制度的正义属性

“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的重要基础，故区块链没有一个固定中心，而是将信息权力下放到各个分散节点。此种结构看似打破了部分技术的权力垄断，但区块链平台自身却成为了用户数据集中的“第三方” 技术平台。同时，由于此种富集的用户信息会产生较大的交换价值，故部分区块链平台会通过对用户信息的掌握和再次销售来获取某种政治、经济权力，进而获得较高的话语权。然而，当部分区块链平台精英占据优势地位且缺乏外部权力的有力制约时，有可能在资本驱动下加剧对用户剩余价值的剥削力度并违背制度规范的正义需求——作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公正、民主赋予现代政治制度以特定内容和性质规范，但在用户与平台之间非对称的权力博弈中，具有信息富集优势的平台会凭借其技术优势进行权力扩张，而普通用户等技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则可能会被直接或间接地削弱或剥夺，其政治参与的渠道也会变得窄化，而此种情况也会加剧政治制度民主、公正属性的消解，从而影响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行。

（２）区块链技术容易被作为政治制度竞争的工具，并会为国际政治权力博弈增加不确定性变量

在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区块链技术容易作为政治制度竞争的工具被西方国家所利用，并会为国际政治权力博弈增加不确定性风险。区块链技术具有web 3.0技术的互联互通性，且该技术运作并非完全秉持价值中立原则，故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此技术价值嵌入的方式来宣传自身政治制度的“普世性”，并可能对他国民众的政治制度认同构成侵蚀。在此情况下，某个国家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市场竞争和权力扩张，会引起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警惕，进而会以涟漪效应来影响国际政治制度的竞争格局。

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资源投入到区块链等技术媒介的研发之中，并试图通过此技术权力获得足够的稀缺资源交易的话语权或国际政治影响力，进而来巩固或提升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相关研究表明，强大的经济参与者投资并最终选择区块链技术，来加速或保护资产、数据的交换，并通过自动化运作降低劳动力和管理成本，而这与区块链技术最初的研发目标——从根本上废除国家和企业权力——相去甚远；美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等都在争相开发区块链产品。当然，部分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金融资本、跨国公司等途径来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方式，有利于其掌握区块链核心技术和强大信息资源，进而以此技术霸权产生的技术政治垄断效应，来为其获取超额利润、传播强势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模式服务。因此，部分发达国家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其国家政治权力的延伸和国际政治制度竞争工具的策略，有助于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可能也会给技术弱势国家带来政治安全风险。

3. “信息人”对政权安全风险的把关失灵逻辑

信息生态理论认为，信息人是在进行信息生产和消费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也是信息生态链的核心要素。在信息系统之中，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区块链媒介平台、技术管理者和科技企业等相关信息人，能够通过“把关人”功能的发挥，使得“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者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然而，部分信息人的把关失灵行为，可能会加剧区块链技术嵌入政治系统而诱发的相关网络信息生态失调问题，进而会增加网络空间政权安全的维护难度。

（１）法律制度规范对区块链衍生的新兴政治实践存在制度把关滞后问题

针对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而架构的虚拟国家等政治实践，公共政策、法律规定等制度规范存在制度把关滞后问题。随着区块链技术迭代升级进程的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革新常滞后于技术的演进速度，而由此导致的制度时滞便会诱发一系列投机行为。在此情况下，一旦虚拟国家中的“云公民”出现“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或对他国政权进行颠覆活动，部分实体国家的政治介入可能会因缺少法律制度依据而难以对相关违法主体、行为进行精准制裁。这是因为，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系统具有责任分散特征，故法律制度常难以对犯罪主体进行精准的责任确认或追责；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分布结构难以被有效监控，故政府在面对匿名人士或直接将IP定位于国外的行动者，将耗费大量人力、时间等资源进行追踪排查——即便相关政府关闭一些区块链公司或比特币交易场所，其他区块链系统也会支持比特币等资源的自动运行，故该技术系统可以为相关不良主体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源，并会为虚拟货币资本等资源提供常态化的流通途径——由此导致的政府治理行动的高成本与低效益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打击部分公共管理机构参与风险治理的积极性并增加其治理障碍；在区块链应用体系中，区块链试图超越法律范畴来构建自身运行的规则体系，以代码和算法作为“脚本”，将代码视作法律，只遵循密码法的规则，故很难。

（２）区块链媒介平台的信息传播把关失灵风险容易增加国家政权安全隐患

区块链媒介平台虽然具有筛选、过滤、整合信息等多维功能，但其在区块链媒介平台上的不良信息传播和负面政务舆情发酵等方面存在的信息传播把关失灵风险，也容易增加国家政权安全隐患。具体而言，区块链媒体平台底层技术的分布式结构、加密传播等特点，会对该平台把关功能的有效发挥构成掣肘。其中，区块链平台的信息加密属性可能会被无政府主义者、不法分子利用，并以此途径来传播危害国家政权安全的相关政治资讯；然而，由于此类不良信息被加密和分布式传播，故相关区块链媒体平台可能无法有效承担“把关人”应有的职责。例如，目前出现的分布式自治媒体组织（DAO），虽然可以以分布式方式来自动运行，但其不具有法人资格，也并非可以进行问责、追责的法律实体，故目前的平台规则和法律制度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同时，此类区块链媒体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配置了多元主体的话语权，故为一些别有图谋的政治主体传播不良政治思想提供了机会。此种情况将提高相关负面资讯的流通概率，增大普通用户群体被不良信息关注并被侵蚀的可能，增加网络空间话语竞争和舆情风险治理的难度，而政府在网络空间行政执法的难度和相关政治安全隐患也可能会随之增加。

1. 优化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应急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强化智慧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赋能效应

区块链技术建构的拟态环境可以通过涵化等方式培育多元社会思潮，但其中的部分不良价值导向会削弱该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因此，在区块链自治社区内部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相关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应对构成智慧治理系统功能基础设施的技术体系予以充分重视，而且应针对区块链网络社区生态特点和区块链信息传播规律，充分发挥技术要素在相关风险治理中的效能，持续完善区块链技术对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技术支撑作用，探索削弱和规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并提升用户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智慧治理策略。

（１）优化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强化智慧技术的风险抵御效能

公共管理机构应优化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应急的“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以事前有效研判和预防、事发及时预警、事中精准应对、事后总结提升等方式，来强化智慧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抵御效能。其中，在风险应急的事前阶段，相关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应利用舆论仿真等系统建立数字孪生、人工模拟社会系统，加强对负面舆情等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预判能力，而且应通过提升多元用户群体的技术素养、媒介素养等方式，激发民众遵守信息化生活规范的自觉性，增强其对于不良主流意识形态侵蚀的防范能力；在风险应急的事发阶段，应利用区块链可溯源等功能，有效识别部分不良社会思潮的入侵行为，并通过政府内外协同治理等方式，强化相关风险的即时警报功能，提升相关利益主体增强意识形态风险的即时响应能力；在风险应急的事中阶段，应利用智能化信息统计系统对区块链传播的海量、碎片化、个性化信息进行科学分类和风险精准识别，即时筛选并有效识别不良信息内容，有效应对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风险；在风险应急的事后阶段，不仅应通过完善应急预案等制度规范的方式来深化对此领域的认知与防范程度，使社会秩序和民众心理等恢复至风险酝酿之前的良性状态，而且可以运用智慧技术来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和表达方式，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区块链分布式信息传播体系之中，仍然保持强有力的价值凝聚力和话语影响力。

（２）强化智慧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赋能效应，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在传统社会中，政府、权威主流媒体主导下的大众传播模式，可以通过其“一对多”的散射状信息传播范式获得资讯流通、拟态环境建构的主导话语权。然而，在网络社会语境中，上述部分主流媒体采用的传统传播范式便存在对用户个体差异、群体特征、认知水平、接受程度等“长尾”因素的重视度不够，部分主流新闻从业人员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缺乏真切感知，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也一定程度地忽略与底层民众的情感共鸣等问题，故其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存在影响力下沉梗阻等难题。

特别是在智能化社会崛起后，用户得以拥有更多自主传播的权利和更多样化的信息资源，而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新智能技术对传统信息生产关系构成冲击，并凭借去中心化传播环境加速了意识形态扁平化的传播格局。在此情况下，主流媒体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探索区块链等新智能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创新路径。例如，由于不同网络社群内部群体在较大程度上具有同质化的特点，故相关主流媒体可以在尊重用户正当权利和遵守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对多元网络社群进行深度画像，并根据不同圈层用户群体的相关特征，来提供更具人性化、个性化的优质公共信息产品和服务，进而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于不同网络社群文化之中。

2. 以技术创新赋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提升我国政治制度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泛智能化社会的崛起，完善、稳定、科学且能够夯实政治统治合法性、正当性的政治制度显得尤为必要。面对当前区块链技术嵌入政治制度系统并以非对称的权力博弈来诱发政治制度风险的状况，相关公共管理机构应深化对技术研发设计和场景应用的行动者能动性的认识，正视区块链技术平台与用户群体之间、民族国家之间技术竞争与合作体系背后的政治制度博弈等问题，对内强化本国政治制度人民至上的公共价值导向，夯实相关政治制度体系的公平、正义、民主基石，对外通过技术合作等多维协同模式，来强化智慧治理政策产品和服务的提质升级进程，并以此内外协同方式提升我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

（１）优化驱动利益主体达成共识的相关运作机制，强化政治制度规范的价值属性

公共管理机构应以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创新来赋能政治制度的公平正义实践活动，并持续优化制度规范驱动多元利益主体达成共识的运作机制，强化政治制度规范的价值属性，提升政府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具体而言，部分技术企业的不良垄断行为，容易侵蚀公共资源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故其理应受到政府的合法规制。同时，政府应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导向强化政治制度规范的价值属性，充分体现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制度源泉属性，切实压实区块链技术企业或媒体平台的主体责任，并对该技术、平台背后的资本权力、技术权力的无序扩张进行合理制约，防范其通过不良行为对用户群体正当权益和社会公共资源的非法侵蚀。例如，相关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应帮助区块链企业优化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基础设施完善等关键事务，以规避或削弱数字鸿沟、技术权力鸿沟可能诱发的社会失序、制度失衡等全局性风险，而且也应强化法律制度、社会公序良俗在该领域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并使得相关制度规范成为此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达成共识的重要驱动力量。

（２）彰显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强化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信任和拥护程度

在国际政治竞争日趋紧张的态势下，相关公共管理机构应以区块链等科技研发、技术合作为载体，在大力借鉴他国技术优势的同时，有效探索契合我国发展的本土化发展路径，凸显我国政治制度在国际竞争力层面的相对优势，并由此强化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信任度。

具体而言，实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发展区块链的思维逻辑也常会存在差异。以中美为例，我国发展区块链的深层逻辑是强国家主义，注重主权区块链的研发，并以国家为信用背书对互联网进行治理，且推出了DCEP（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相关公共产品；与此相比，美国更倡导遵循区块链本身的自由主义和去中心化思想。此种技术研发路径的竞争，在中美两国博弈日趋紧张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将可能会被部分利益主体渲染为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竞争。因此，我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在探索契合本土情境的区块链技术开发路径的同时，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技术培育体系、国际技术合作等方式来强化本土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能力，提升技术创新与中国制度模式、中国发展情境的适配性，同时生成诸多能够丰富全球技术治理领域相关战略选择的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升我国在富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合作、标准制定、示范应用等方面的影响力，进而以此发展效能来削弱部分发达国家技术霸权的负面影响并彰显我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越性。

3. 持续完善智慧治理体系，提升信息人的把关效能

区块链在技术把关、制度把关等方面的缺陷，使其可能会通过技术嵌入等方式诱发相关政权安全风险。因此，相关公共管理机构应强化区块链和政权安全领域的智慧治理措施，完善并适时创新技术应用的规则体系，优化对多元行动者进行规范的相关创新政策设计，进而持续提升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区块链媒介平台等信息人对政权安全风险的把关效能。

（１）创新技术监管规则体系，有效规范以区块链为衍生载体的新型政治实践

针对制度把关与区块链平台把关的风险诱因，相关公共管理机构应创新并强化技术监管规则体系，对以区块链技术为载体的新型政治实践进行有效、合理规范，并规避或削弱由此导致的相关政权安全风险隐患。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正随着智能社会的崛起而得以在全球市场广泛应用，且由其支持的相关新型政治实践活动也并非仅仅限于虚拟国家、区块链技术政治参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等领域。与此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相比，传统技术规制政策容易因时滞效应而陷入把关失灵或较为受限的尴尬境地。在区块链正在成为规则本身并可能加剧网络空间政权安全风险的情况下，相关公共管理机构应结合区块链技术发展特点、运作规律来进行制度创新设计，以制度把关创新并提升其把关效能等方式来回应此领域的相关政治安全需求。例如，针对不良利益主体以区块链媒体平台或加密货币等区块链产品和服务进行的政权颠覆非法活动，相关公共管理机构在创新制度规范时，不仅应把握区块链技术风险规制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有机平衡，而且应对“监管沙盒”等技术运作风险予以有效识别，对该风险类型、危害等级进行评估，进而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重建等“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全链条风险治理体系来保持该领域风险可控，并对溢出的风险予以应急处理，进而将其风险降低到安全可控范围。

（２）优化平台技术与内容供给的制度设计，提升风险应对的人机协同把关效能

政府应有效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并以人机把关机制的优化等方式提升区块链政治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效能。

第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应通过更具透明性、规范化的政策制度等方式，优化平台技术与内容供给的标准和服务方式，建构能够让各种类型的区块链技术企业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并对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予以合理平衡，为其提供一个稳定而合理的获益预期，从而增强相关技术研发企业、商业资本等多元利益主体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治理的积极性。

第二，区块链媒介平台应在优化平台技术与内容供给的制度设计、提升智慧技术创新范式的同时，凸显人机协同把关机制的优势，并以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优化供给，规避或削弱负面舆情等因素容易导致的政权安全风险。具体而言，区块链媒介平台应强化相关技术应用和内容产品供给的顶层设计、规划效能，强化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对于能够导致政权安全隐患的相关风险要素的智能识别程度，并以机器深度学习等方式来对相关风险信息进行分类、画像，进而以精准化的算法模型来提升相关政权安全风险的精准预测和有效化解力度。

第三，区块链科技企业和技术人员应强化把关水平，以正向价值导向嵌入相关技术的编码、译码过程，提升对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衍生的相关政治实践行动的敏感性，消弭相关政权安全隐患；同时，应加快区块链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推动关键理论体系的突破，以联合开发等方式提升密码算法、共识算法、性能扩展、智能合约、安全体系、隐私保护、跨链多链等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培育的进程，并以此技术赋能来提升我国政权安全体系的保障性能；警惕不良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利益主体权力博弈可能导致的复杂性、冲击性、多元性的政权安全风险，充分发挥政府在多元主体利益调适和风险协同治理中的主导功能，探索契合国情的区块链技术驱动政权安全的善治之道。

综上所述，作为智能革命重要支柱的区块链技术正在对政治生活系统的智能化图景施加影响，并已经对传统政治安全体系构成了冲击。同时，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中，区块链技术还会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相关技术进行集成，在交互融合、碰撞中不断拓展其现实社会影响力，进而可能会溢散出更多不确定性。因此，以政府为中心的现代公共管理体系不仅应从多重维度不断探索区块链嵌入政治安全的系统机制，并对相关复杂、多样而隐蔽的风险诱因系统进行科学分析、研判，而且应以更加动态和前沿的公共政策体系来促进区块链技术与政治生活系统的有效融合，以公共价值的实现和人民福祉的保障作为技术嵌入政治安全风险治理的意义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