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事件，总的来说，有两点让人震惊。这两点，可以说是严重不协调，甚至不可调和。
第一是董宇辉的名气和收入，其兴之暴，几千年来商业史上前所未有，是最反映时代前沿的增长模式。
第二是整个过程中充斥的办公室政治和宫斗戏，低劣，幼稚，又是几千年来组织文化中根深蒂固的。
今天，我们看一个网络主播，年入千万甚至上亿，好像是一件稀松平常、理所当然的事。这不过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去年中，罗永浩深夜发朋友圈，说“新东方转型牛逼，董宇辉牛逼”。
董宇辉随之起飞。连上热搜一个星期，东方甄选十天粉丝翻了18倍，直逼2000万大关，公司的股价也一周内涨了五六倍。
按照最近CEO的爆料，董宇辉年入几千万，还有股票期权。按照网上的传闻，他的违约金更是高达2亿人民币。
简直就是直播届的C罗、梅西，是现象级、历史级的事件和表现。
现在，是董宇辉离不开东方甄选，还是东方甄选离不开董宇辉？
有些人认为，东方甄选造就了董宇辉，离开组织董宇辉什么都不是。
最近有报道，中国富士康的工程师远赴印度，去培训那里制造苹果的印度工人。
传统的观念认为，董宇辉只是组织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是个明星员工。
也许，董宇辉可以接受这个定位。但是，董宇辉的丈母娘们、他的上司和这个时代都不接受。
”五十年前（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里的五年前），要做一个重大项目，你非常需要加入一个组织。这是获得资源、与人合作、进行传播的唯一途径。
一个由组织主导的世界，抑制了个人绩效回报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世界正在被瓦解。
一旦没有了组织的抑制，有雄心壮志且能力出众的人，会取得超线性回报。
脱离组织，并不仅仅是组织内优秀人才的外流。还有很多新的赢家，是组织根本无法接受的。
这种雄心壮志的极大释放，不是每个人都会高兴。它会威胁到一些既得利益，与一些意识形态产生冲突。”
显然，董宇辉的爆发，与组织内CEO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认知，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格雷厄姆把这种发展归因为两点，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组织重要性的下降。
时代的发展，因缘际会，把董宇辉推到了浪潮之巅，使他获得了国际巨星的身价，并严重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股价。
CEO代表着组织和传统思维。组织看似人多势众，但在董宇辉的丈母娘们面前，实则脆弱不堪。
主播卖的货，网上都有，价格还要更便宜，那他带来的溢价到底是什么？
一方面来看，主播制造了某些情绪价值，娱乐、理解、抚慰、崇拜、同情、甚至爱慕……主打一个陪伴，从而给粉丝带去了精神满足。
从另一方面看，重点在于，网络是流动的，人们的注意力是流动的，商业是流动的，在这个存量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主播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俘获观众的时间和注意力。
谁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谁就能赚钱；谁能留住人们的注意力，谁就能大量赚钱。
我在以前分享过一篇文章《区块链人》，梳理了打工人的进化史，指出了组织人的没落，区块链人的兴起，发人深省。
当然，时至今日，区块链在我们这里依然水土不服，少有人知。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方兴未艾吧。
组织人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主要是在大型的钢铁、电力、汽车制造等企业内，人数众多，整齐划一。乃至到后来像IBM这样的科技企业，给人留下了经典的印象，就是所有人都始终穿着蓝色的衬衫。
组织人的美德就是顺从，他们从事稳定的职业，不断提高收入，追求改进现代化。
“人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而存在的。就其自身而言，他是孤立的，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与他人合作时，他才会变得有价值。因为通过在群体中升华自己，他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
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兴起，导致了新的范式转移，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生产，从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利，而中心化程度比20世纪的组织要低得多。
一家十来人的公司，在中国制造，在美国分销，在东欧有开发人员，在东南亚有设计师，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直到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去中心化才真正有了眉目。在《主权个人》中，作者预测：
不是通讯技术，而是将会出现一种新的货币技术，它将以许多人最初期望的网络方式，使社会结构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
区块链是一种公开、透明的分布式账本，它最小化了信任成本。它有望实现尼克·萨博所说的，社会社会可扩展性：低水平的中心化与高水平的协作。
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社会可扩展性的技术。它使交易成本降低了一个数量级，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可以在不隶属于大企业的情况下参与全球经济。
区块链将使交易成本再下降一个数量级。它将实现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商业模式。
当我们接近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企业的均衡规模会趋向于只有一个人。
今天，我们很多的叫法，超级个体，一人公司，一人企业家，还有我提供的“主权个人”和“个企户”。
组织给人提供了获得全球化好处的机会，但需要顺从。区块链给人提供了同样的机会，但不要求同等的顺从。
而区块链人也无法想象，一个人必须依靠组织，绑定在组织之中，面对无尽的人情世故和精力摩擦。
区块链人的职业生涯，是“生活方式企业主”和“自由人”的结合，会在项目冲刺期和失业期或小型退休期之间交替进行，就像今天好莱坞的运作模式。
好莱坞可以为复杂的电影项目召集庞大的团队，并在结束之后将其解散。与组织人的稳态慢跑不同，好莱坞的工作模式，是在冲刺完成一个项目和漫步寻找下一个项目之间，不断地交替。
组织人把自己的代理权交给了老板，从而获得了虚假的“归属感”。
脱离组织，进入好莱坞的自由国度，区块链人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他也必须自行决定和取舍。
组织人的世界是由组织定义的，区块链人的世界将由市场定义。
如果董宇辉出来单干，他会拿走他所有粉丝的时间和注意力的价值总和；但他也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和责任。
只不过，对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随进化而来的本能，深深地铭刻在人的基因里。
即使在文化的编程和科技的冲击下，人类也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无视这种需求的阶段。
我们假设董宇辉不了解区块链，进一步假设，他更加不了解web3.0。
没有任何贬低他的意思，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而且精力有限，这很正常。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是知识产权的意思，后来在国内反之各种智力成果，例如漫画，电视剧，小说，网文等等。
我以前在文章里说过，很多人把IP和个人品牌混同在一起，其实不是一回事。
自己拥有自己智力成果的所有权、支配权、定价权等等。
董宇辉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一场产权之争。
在组织人看来，董作为一个员工，一年拿几千万还有股权，是非常过分的。
但是对董宇辉这个IP来说，这些钱，并不匹配他的市场价值。
不过，董宇辉们最大的敌人或对手，其实不是组织人，而是他们现在依托的平台。
他不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生存和发展，他的命运的咽喉，扼在平台的手里。
董宇辉们的流量、粉丝、影响力，和知识产权，都掌握在平台手里。
你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内容，获得粉丝，获得收入，但是平台生杀予夺。
对董宇辉来说，如果他出来单干，最大的风险，就是被平台算计，乃至最后被封杀。
Web3.0要做的就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把你知识的产权全部交到你手里，不受任何人或平台的威胁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