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8日 – Page 4 – 道伽会计事务所

只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还能从银行中获得信贷资金，那么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难就无法解决。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才能降下来。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升高的问题是企业界非常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今年连续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提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十条政策。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开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细化和督促落实前述会议提出的金融新国十条，并对每一条意见指定了相应的负责单位。而有关数据也表明了融资成本高并非是空穴来风。据央行于7月13日发布的7月货币信贷数据表明：7月份新增贷款大幅降至3852亿元，是自2010年1月以来增速最低的一个月。更大的意外是社会融资规模，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相比6月的1.97万亿元大幅缩水至2731亿元，是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低数据。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尽管总量并不缺钱，但是中小企业获得的资金价格并不便宜。虽然总量上不缺钱，但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是非常高。目前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仅为6%，但中小民营企业往往很难以此价格获得资金，即便是以两倍于基准利率的成本获得融资，那也是相当不错。事实上，很多中小民营企业的筹资成本通常高于15%，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通常在20%以上。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在《钱去哪儿了？》中解释，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是由两个因素导致：一是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延长了最终企业的借款链条，而链条越长，信贷成本加价越严重；二是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企业对资金需求的不餍足挤出了其他企业的信贷资源。尽管这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融资成本偏高现象，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现象还是有点隔靴搔痒。首先，能在影子银行系统融资的企业往往并非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是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并非是资金成本不敏感，相反可能是资金价格太过于便宜，正因为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占有了太多的廉价资金，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恰好，前几天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由于河南的四大煤炭企业亏损，河南省政府出面向银行“求情”，希望省内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银行对三家煤炭企业不要压缩贷款规模，并适度给予贷款利率优惠。为什么这些企业会亏损？据媒体分析，是因为河南煤质赋存条件差、煤质竞争力低，在国内煤炭市场不景气、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河南煤炭根本无法与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煤炭竞争，导致区位优势减弱、省外市场丧失。如果这些煤炭企业是属于民营企业，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这些企业以倒闭了事。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是属于国有企业，用媒体报道的话说就是“由于煤炭依然是河南的支柱产业和纳税大户”，因此政府必须为这些企业负责，为企业获得支撑其生产运营的足够资金。可想而知，这些国有企业没有能力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因为依照它们的经营能力没法负担那么高的融资成本。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得知那些银行是否有贷款利率优惠的信息，但是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那些在河南省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不会不搭理河南省政府的“求情”，他们可能会压缩贷款规模，但不会完全抽贷。于是问题就来了，当这些亏损企业都能够获得优惠利率的时候，那么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就必然高起来：当大量的资金由银行流向国有企业后，银行为了维持利润水平不受影响，必然会抬高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利率，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而承担成本。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国有企业在获得低廉的贷款之后并不投入生产，而是转而贷给民营企业赚取利差——既然从事主业不能够赢利，那为什么不把这些信贷资金借给那些中小企业赚取利差呢？有关数据也证明了国有企业是信贷资金最大获益者的现实。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准确的数据来证明国有企业在银行中获得的资金数量和资金成本，但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新闻则从侧面佐证了国有企业获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事实。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2013年，香港银行向内地实体发放的贷款为2.276万亿港元，其中5700亿港元是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境外银行发放的，占比为25%。而上述贷款中有半数发放给了大型国有企业。香港的银行都有半数以上的资金发给国有企业，没有理由不相信内地的银行不会给国有企业更多的资金。单从经营角度而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也是不难理解。首先是因为中小企业财务报表、经营稳定性和资产可靠性比较差，难以达到银行放贷的条件，这就需要花费比较高的融资成本。其次是，因为对银行来说发放信贷需要成本，而中小企业单体小，对银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对比较大而回报较小，这必然会限制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无形中也会抬高其融资成本。也正是如此，在全世界而言中小企业都存在着融资成本高融资难问题。不过河南省政府向当地银行“求情”的现象表明，中国式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将更多的信贷资金分配给了那些本来经营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此中小企业不得不承担了这部分成本。从这个意义而言，《意见》中指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10个举措中的多数措施就只具有形式意义而不可能真正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比如说要求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就是如此。只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还能从银行中获得信贷资金，那么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难就无法解决。对于这一点，《意见》也毫不讳言，它在第十条中指出，“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是的，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才能降下来。

民企的融资成本为什么被推得这样高？！独家权威最新解读！

因为银保监会对银行“七不准、四公开”严厉执行，原来通过乱收“融资顾问费”、将利息分解为费用收取、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不过，“以贷转存”重复收取利息，变相要求企业化解不良等“创新”方式开始出现，又抬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难度。一民企流动性的危机由于融资环境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民企集体“失血”，多家大型民企接连爆出债券违约，也有部分正游走在流动性危机的边缘。今年上半年，由于资金面紧张叠加民企违约潮，民企发债遭遇寒冬。Wind数据显示，今年5月民企净融资额为-131.12亿元；6月净融资额仅微增188.47亿元，较去年的576.00亿元大幅减少；7月民企净融资额又转为负值，为-205.66亿元。 2018年7月23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纷纷解读为转向宽松的信号，这给民企融资带来了一线转机。不过现在AA+以下民企发债承销商不太敢接，投资者也不敢买。AAA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可考虑发行期限较短的ABS或超短融。 “短债长用”期限错配是近期不少民企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重要根源。缺乏财务约束，通过外部融资迅速扩张，已成为很多民企发展的捷径，同时也潜藏了危机。正如河北银监局局长李明肖所说的那样：“我们就怕企业家‘花心’，我时常跟各家银行行长说，对企业多元化经营，银行支持一定要慎之再慎，企业从事的经营范围和跨度越大，银行越要保持距离，而不是光看规模大而盲目拥抱他们。” 无序扩张带来的恶果在2013年之前，企业融资主要方式是银行贷款。当时由于多地“担保圈”出现风险，加上国家政策鼓励加大直接融资比重，不少民企纷纷尝试债券融资。债券融资单笔规模大、利率低，并且不用抵押担保，这一渠道打通后，很多民企轻易获得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由于财务约束差，不少企业发债上瘾，随后开始盲目多元化扩张。摊子铺得越开，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就越大。想要获得更多的融资，只有不断地并购，打造更多的“多元化生态”。目前银行的资金去哪儿了？有不少进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其中有部分资金被高利转贷给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让很多民营企业濒临困境。有企业代表说：“现在的情况是劣币驱逐良币，能还钱的企业银行就让你先还上，但还了不给续贷。反而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企业，为了不暴露不良，银行不得不给展期或借新还旧。” “全力筹资”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担忧，“企业家没精力管企业了，都在筹钱，我每天做的是财务总监做的事。工业企业如果没有资金维护，强行生产，最担心的是发生灾难性的生产事故。” 一家国有大行分行长坦言，上半年资金确实紧张，近期资金面有所好转，贷款额度有一定增加。他表示：“在我们行有授信的企业，大部分的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抽贷主要是一些小型银行，大银行毕竟规模大，也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对于债券融资余额较大的企业，他则表示，银行确实存在顾虑。银行担心贷款企业的债券再融资受阻，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进而牵连银行授信。近年来很多企业更青睐债券融资。债券融资利率相对较低，资金管控也没有贷款那么严格。不少企业都选择用债券融资替代银行贷款。现阶段，债券融资占比较大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紧张。民企发债“冰封” 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受资金面紧张、资管新规落地等诸多因素影响，很多企业的债券发行都因认购不足而取消。光大证券固收研究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7月13日，债券市场共有67个主体发行的132只债券发生了违约，规模达993亿元。不过国有企业自2017年以来，尚未出现新增违约。光大证券分析认为，对于国企，地方政府具有较多的协调可选项，而对于民企，地方政府可以用的手段相对有限。其次，金融机构对于国企的“信仰”还在，因此愿意接受地方政府的协调，而对民企相对“不信任”。而实际情况是民企风险大，很多券商都不给发，发了也没有人买。民企融资受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近期的民企违约潮和发行中的“返费”。比如一家企业债券发行的票面利率7%，给投资者返费7%，实际融资成本达到14%。这样的操作扭曲了公开市场的利率，所以现在很多投资者对民企特别是之前参与返费的民企，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今年上半年高负债民企发债无望，能发行成功的一般都是AAA级，还有部分是资产负载率不高的基础设施类企业。其所在券商承接发债的标准就是，评级AA+以下的一律不接，如果是房地产企业，只接全国前10名的，并且要信评再把一次关。逐渐扩大的违约额让投资者更加谨慎。比如某私募基金，属于工商银行委外白名单客户，其投资策略就是只买AAA的债券。现阶段民企发债依然艰难，行业龙头企业可以将上下游供应链作为基础资产，发行1-1.5年的ABS产品，或发行270天以内的超短融。“期限一定要短，超过2年的投资者都不敢拿。” 另一方面，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一直处于相对宽松状态。近期一般AAA级的国企发债，都能获得5-6倍的超额认购。金融监管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情况的严重性。7月18日,有媒体曾报道，央行对一级交易商进行窗口指导,额外增加MLF额度，鼓励其增配中低等级信用债投资。不过随后受访的银行人士却表示，还是不敢投民企债券，将更多配置低评级的城投债。二民企融资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以贷转存重复收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董事长张先生分析了其中的灰色做法。“银行和企业账面上的利息都只有6%左右，也没有其他隐性成本，表面上不高，但民企在银行的实际融资成本超过12%，因为可以收两遍利息。” 具体的做法是，先以贷转存，然后存单质押再融资。比如，A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银行要求这1亿元A企业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银行变成1亿元的存款。然后A企业用存单质押，再向银行申请1亿元的贷款。企业拿到手的资金1亿元，但倒腾一遍后在银行账上变为“贷款2亿元，存款1亿元”。对企业来说，其账面贷款2亿元，实际到手的融资额仅1亿元，承担的却是2亿元的利息。一般资质不错的民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贷款年化利率约6%，但两笔贷款利息12%以上，存款的利息约1.3%-1.5%，扣除存款利息银行实际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尽管如此，这个利率仍低于非标和民间融资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还是会接受银行的这种要求。翻开张先生企业的最新财务报告，26家银行给他提供了贷款，贷款利率集中在4%-6.8%。某国有大行审计部人士却表示，贷款审批下来后，企业一般都是按使用进度提取的，不用的钱是会趴在银行账户上，自然派生一定的存款。以贷转存，存单质押重复融资这种情况，个别网点和个别的员工为了业绩会这么做，但不是一种普遍状况。该人士表示，站在企业的角度，看到的是融资成本抬高了。银行的角度，可能是为了获取存款。但这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违规行为，查出来是要被严惩的。虽然上述方式属于银保监会明令禁止的“以贷转存”，但也有银行顶风作案。银保监会官网中我们发现，行政处罚中，因为“以贷转存”的处罚单达126张。企业帮银行“背不良” 还有一种灰色方式是帮“烂企业背债”。据张先生透露，他的公司获得银行授信190亿，但已经背了十几个亿的烂账，企业想要获得贷款，必须帮银行化解一定数额的不良贷款。具体做法是，若A企业向B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而B银行的另一贷款客户C已经出现了还款风险。C企业的贷款逾期90天就会被记入不良，为了掩盖不良，银行会提出，给尚未出现风险的A企业贷款3亿元，其中1亿元由A借给C，然后C企业用这笔借款来偿还银行贷款。 A企业原想贷款1亿元，最终却获得3亿元贷款，自己实际使用资金2亿元，但要承担3亿元的贷款利息，而且需要自己向C企业追债1亿元。银行方面，则用3亿元正常贷款，置换了1亿元的不良。最好的结果是A企业还本付息，B银行成功把自己的1亿元不良贷款变为了A企业对C企业的借款，顺利脱身。差的情况是，这3亿元的贷款和财务成本，最终把A企业也拖垮，银行的不良贷款由1亿变为3亿元。对此，前述审计部人士表示：“每个支行都会有不良贷款，各种招数多了，这种方式变相给僵尸企业输血，有造成更大风险的可能。” 不过该人士也表示，相对其他融资渠道，银行的成本还是最低的。应该区分企业融资成本高还是利率高，因为企业融资中有很多比如评估费等并不是银行收取的，是企业支付给第三方的成本。该人士还表示，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并不仅仅是银行的原因。“企业难免有夸大的成分，资金链紧张不反思自身的管理，更多地找外部的原因。我们审计了那么多企业贷款，很多企业缺钱，但很少有企业缺流动资金，实际上缺的是资本金。流动资金需要多少很清楚，都有物流和购销合同。关键是有的企业拿了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现在出风险都出在拿了银行的钱干别的了。” 三破局之道如何破局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兼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从三方面分析了中小企业在中国融资体系下如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

新常态背景下降低融资成本的策略研究

中国经济正在走向新常态，在经济增长波动幅度缩小时，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成为影响资产价格最为关键性的指标之一。市场会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无风险利率水平在波动中回落以及不同部门去杠杆和加杠杆等不同力量之间争持。讨论融资成本的高低，不能忽视银行作为信贷发放主体的微观行为，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决定一系列降低融资成本的举措能否顺利传导。一.2014年以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举措及效果围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2014年以来央行的动作频繁，归纳起来有如下措施：（一）举措 1、支农支小再贷款。2014年一季度，央行累计下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额度为1000亿元，其中支农再贷款额度为5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为500亿元。6月末，全国支小再贷款余额为261亿元。同时，还对支农支小再贷款实施定向降息，地方城商行借用支小再贷款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其运用其他资金发放的同期限同档次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2个百分点。 2、两次定向降准。2014年4月和6月，央行两次实施定向降准，分别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个和0.5个百分点，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3、动态调整差别准备金。央行加大与小微企业、涉农贷款等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相关的政策参数的调整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对小微企业、“三农”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贷款比重。（二）效果 1、货币市场及债券发行利率下行，但仍高于2013年的低点。2014年以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基本呈下行趋势。7月末，加权后的国债招标利率为4.32%、企业债发行利率为6.95%、Shibor隔夜利率为3.21%，较2014年初均有一定下降，但仍高于2013年加权后的国债招标利率低点3.12%、企业债发行利率低点5.89%、Shibor隔夜利率低点2.12%。 2、贷款利率的下行相对缓慢。根据2014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6%，比3月份下降0.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6%，比3月份仅下降0.11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小幅走高，6月份加权平均利率为6.93%，比3月份上升0.23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从利率浮动情况看，执行下浮、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上升，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下降。这表明贷款利率有限回落可能来自于对相同客户的下浮，也可能来自于银行客户结构的调整，即信贷资源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如果考虑到目前仍然为负的PPI，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仍然处于高位，尽管从3月份以来是略有回落的。二.我国去杠杆条件下的利率拐点呈缓慢而反复的走势从中长期看，利率水平是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回报率决定，在经济去杠杆的过程中，总需求萎缩导致经济减速，资产的廉价抛售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资金需求的下降势必导致市场利率水平中枢的回落。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即便在去杠杆时期遇到人口结构的转变、利率市场化的启动等结构性因素，终究不能扭转利率水平中枢回落的趋势。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人口结构的拐点，抚养比触底回升，对应储蓄率见顶回落，自愿储蓄能力的下降似乎应导致资金供给不足，利率水平上行，但实际上该阶段日本国债收益率水平与去杠杆时期的经济减速高度吻合，利率中枢呈现下移趋势。韩国第二次利率市场化的成功时期是从1991年至1997年，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初期，甚至未出现长端利率上行的情况，利率水平的持续下降与当时经济去杠杆、增长减速的趋势也高度吻合。从美国的经验看，在金融部门进入紧缩的初期，由于雷曼等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资本市场的避险情绪浓重，对安全资产的偏好大幅上升。2008年末，美国穆迪Baa级企业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曾经一度扩大至600个基点以上。在度过危机的最严峻时期之后，信用利差随之缩小，但在经济减速去杠杆时期，市场风险意识依旧较高，也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作为回报，因此，虽然利率中枢在下移，但信用利差较危机前却上了一个台阶。从2009年三季度至今，美国穆迪Baa级企业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平均在300个基点上下，而在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两者之差则不到200个基点。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看，考虑到目前大量的过剩产能集中在上游的重化工业，其产能和债务去化将较为缓慢。如果去产能没有更强有力的手段，过剩产业对信贷资源的长期占用几乎是必然的。短期看，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缓和正在降低对资金的需求。2014年初至7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分别下降－7.6%和－8.2%，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下降－12.8%，房地产市场景气度的下降拉低了对资金的需求，实际对应房地产信贷、信托资金均较2013年出现较大幅度回落。以城投债发行为代表的融资平台资金需求在2014年呈现冲高回落的态势，8月单月发行规模已低于400亿元，是近13个月以来的新低，但对应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产业信托发行规模仍然维持高位，原有债务依旧在滚动展期。在经济整体处于弱复苏，而中长期贷款持续维持较高占比的对比中，可以推断大量的信贷资源仍然在向存量聚集（见图1）。尽管这避免了短期违约风险的集中释放，但也延缓了去杠杆、去产能的进程。更长期的危害在于，风险藏匿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得不到及时暴露和清理，将会使银行信贷投放更加谨小慎微。由于这部分需求的刚性，必然以高利率挤出中小企业的信贷。因此，中国式去杠杆的利率中枢下移会是缓慢的、信用利差保持高位。三.资金供给端亟需做出风险筛选讨论融资成本的高低，不能忽视银行作为信贷发放主体的微观行为，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决定一系列降低融资成本的举措能否顺利传导。在中国现阶段投资和信贷需求规模巨大的背景下，实际利率的走势，不仅取决于实体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供给方的微观行为模式。 2013年，利率飙升是银行在乐观风险情绪驱使下资产负债严重错配的代价。问题不仅仅在于预算软约束主体的无度扩张，银行对政府信用不予区分的依赖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盲目乐观也是重要推手。在信贷额度约束下，银行通过多种表外模式实现了对上述领域的输血，旺盛的需求使信贷价格超出基准价格。然而，这种依赖货币市场批发融资的错配模式极度脆弱，最终在流动性争夺的压力测试下引发货币市场利率的飙升，并逐步传导至信贷市场。目前，实际不良率快速攀升、甚至在局部区域和行业出现跳升，正在扭转银行的风险偏好，信贷投放行为日趋谨慎（见图2）。隐形信用危机事实上已经在通过银行追贷展期等方式悄然发生。2014年以来，风险事件的逐步暴露，特别是在华东、东南部分区域出现的民营企业逃废债现象，促使银行的风险情绪急剧变化。这意味着，商业银行顺周期的行为将会逐步降低无风险和低风险主体的利率水平，而无抵押、风险偏高的中小微企业成为信贷收紧的对象，其融资成本将居高不下。今年以来，优质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基本上可以获得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的利率优惠，市场利率已经先于基准利率下行。同时，风险溢价逐步提高，一些前景存疑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的信贷获得能力显著下降，债券市场上民营企业发行利率保持高位。央行直至2014年11月末才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的一个重要顾虑可能是担忧一旦短端利率下行，银行会重新走上同业扩张的道路。事实上，银行风险情绪的变化已经促使表外业务出现自主性收缩。即便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同业资产也难以回到大幅扩张的通道。这从2014年以来表外业务的持续下行中可以得到验证。如果说前期表外的收缩与监管治理相关，表现为在与监管不断的博弈中，2012～2013年表外业务往往呈现监管严格———表外收缩———创新规避监管———表外扩张的模式，而在银行自主收缩后表外规模则基本上进入持续下行的通道。同时，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走低，可以降低存款竞争性产品的收益率，减轻银行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值得关注的是，经济下行中预算软约束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而非削弱。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将信贷优先支持有政府信用作为保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信用较好的地方融资平台。在繁荣时期，预算软约束主体依靠其更高的利率吸引金融资源的集聚，在风险上升时期似乎“牢不可破”的地方政府信用再次成为银行的偏好。只要市场认为“自发自还”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央代还”，即便是地方政府公布其资产负债表，公开透明的债券市场也并不比信贷市场能够产生更有效的定价。综合上述分析，刚性的展期信贷需求下行是缓慢的，而供给端正在出现较为急剧的收缩。这很可能意味着利率拐点的出现是缓慢而反复的。如果货币当局不以更为积极的措施引导利率下行，利率中枢短期内难以出现阶梯式迅速下移，更多的是一种拉锯式过程。预期中的信用风险事件被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藏匿入银行的资本负债表，零星的信用风险事件并不足以打破大面积的刚性兑付，无风险收益率的自发下行也就无从谈起。货币当局意图使用高利率去产能去杠杆的成本将最终由中小和民营企业承担。四.降低融资成本的主体选择（一）应降低目前杠杆率偏低部门的融资成本，即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偏高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加重债务负担，进一步推升杠杆率;另一方面会压缩不同部门之间杠杆腾挪的空间。持续高利率导致中央政府融资的债务成本提升，银行收紧个人按揭贷款，事实上本应在经济下行中加杠杆的部门反而成为高利率下被动收缩的部门。利率中枢的下移将为杠杆率的内部调整创造更为有利的利率环境。一方面，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中央政府负债可以较低成本实现逆周期扩张，一定程度上对冲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疲软。考虑到中央部门需在逆周期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应更多通过财政扩张或准财政的方式，其融资成本的降低可延续目前抵押补充贷款（PSL）的方式推进。另一方面，银行对个人按揭贷款利率的松动将逐步扩展到全国。预计，下一步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变数不在于政策本身，而是银行个人按揭贷款利率的逐步回归下浮。不良率的攀升将促使银行重回更为安全的按揭贷款，不良率偏高区域的按揭个贷将最先走向下浮。这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房地产去库存步伐加快的更有力的力量来自于金融层面。（二）降低资质优良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风险情绪主导的银行顺周期行为将导致信贷资源向“大户”集聚，资质优良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无疑会成为银行惜贷对象。这固然与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经济下行中抗风险能力偏弱相关，但也表明微观信用传导机制仍然缺失，金融机构风险甄别能力依然较大程度上依赖抵押品、担保和国家信用。从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看，目前仍处在较高的平台上。这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三角债盛行，企业以假破产、假重组来逃废银行债务风潮，致使银行在2000年左右一度陷入“惜贷”，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看，及早扭转银行的预期和清理其资产负债表对改变银行的风险情绪至关重要。五.降低融资成本的策略选择毫无疑问，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是需要中期改革和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才能有效化解的命题。如，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股权融资壮大等等。短期看，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应试图影响传导主体银行的行为方式。考虑到利率中枢会逐步回落，风险偏低的中央政府、居民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将从中受益，而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可能不降反升。值得关注的是，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反而会得到加强。对于中央政府部门，可继续采用定向降息的抵押补充贷款（PSL）或再贷款方式降低其融资成本，从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居民部门，可以预期下一步按揭贷款下浮会逐步展开。对于降低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变银行的风险偏好至关重要。这取决于能否释放出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以及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清洁度。因此，可考虑通过进一步降息引导银行预期，加快银行不良资产的核销剥离，尽快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降息的具体方式上，可以先逐步通过正逆回购利率的下调引导利率下降，降低货币市场利率，进而可以降低存款替代产品的利率，缓解银行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

融资成本要怎么计算

融资成本要怎么计算？关于这一问题，找重庆创业扶持整理了以下相关资料供您参考，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下。一、融资成本融资成本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的产物，融资成本的实质是资金使用者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因此，企业融资成本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融资费用和资金使用费。二、融资成本特点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进行了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而我们认为，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是有成本的，而评价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策略合理与否及融资结构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或出发点就是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存在“名义成本”和“真实成本”之分。目前国内大多数关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中所提到的或所计算出来的融资成本实际上只是表面意义上的，即应属于“名义资本成本”。而的关键和实质则是究竟应如何合理计量上市公司的“真实资本成本”或“真实融资成本”。对于实施增发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而言，无论是股权融资成本还是融资总成本都要比名义融资成本要高得多。三、融资成本计算一般而言，企业融资成本包括用资费用和筹资费用俩部分，由于大多数小微企业的贷款金额（筹资数额）较少，企业的信誉较低，在融资过程中支付的其他费用（筹资费用）相对较高。融资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融资成本＝每年的用资费用／（筹资数额筹资费用）上文就是找重庆创业扶持对于融资成本要怎么计算的相关解答，由于企业融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有交易就会有交易费用，资金使用者为了能够获得资金使用权，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如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股票、债券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向银行借款支付的手续费等等。

上半年房企净负债率和融资成本全面上升

2018年上半年，政府继续加强房地产调控，提出要坚决遏制房价的上涨。与此同时，房企的融资环境继续保持收紧的态势，政府进一步出台政策，加强对信托贷款、银行贷款以及委托贷款的融资限制，并在上半年末对房企境外发债的融资用途加强了监管。面对市场环境和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上半年各大房企的财务情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为此，我们对170家上市房企的财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负债率和融资成本全面上升企业财务压力加大上半年面对市场和政策的波动，规模房企凭借自身优势，销售业绩大幅增长，销售回款为企业增加持有现金，优化财务状况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随着行业集中度的不断提高，企业为了进一步促进规模增长和提升市场占有率，依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使得整体负债规模持续加大。上半年170家上市房企整体持有现金相比年初增长了6%至25459亿元。与此同时，房企有息负债规模继续加大，相比年初增长了10%，总有息负债规模达到了64525亿元。从偿债能力来看，170家房企整体财务杠杆相比年初有所增加，现金短债比和长短期债务比都较为稳定。上半年末170家房企加权平均净负债率上升为92.56%，较年初增加了4.04个百分点，60%的企业的净负债率有所上涨；整体的现金短债比略微下降至1.26，部分企业短期偿债压力相对较大。从融资成本来看，上半年60家重点房企融资成本结束了两年来的下降趋势，回升至6.33%。这主要是由于境内融资环境持续收紧，近期新进行的境内外融资成本均有提高，而原有低成本的公司债陆续到期，因而整体的融资成本也只能水涨船高。现金：上半年房企持有现金整体微涨6.2% 1、持有现金超千亿企业增加至4家 2018上半年170家上市房企的现金持有量为25459亿元，较期初增长6.2%。其中60家重点房企的现金持有量为21799亿元，较期初增长8.5%；60家房企的现金总量占比85.6%，较期初进一步增加了1.5个百分点。随着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规模房企的资金融通也更具优势。上半年持有现金超千亿的企业有4家，较期初增加1家，其中恒大和碧桂园的现金持有量更是超2000亿元，遥遥领先其他企业。 50强是企业现金增长与下降的风水岭从企业表现来看，半数企业的现金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60家重点企业中现金增长的企业占比更高，达63.3%，其中增幅超过50%的企业有4家，分别为中骏、金科、龙湖和建发。从各梯队来看，50强企业平均现金持有量有所增长，而50强之外的企业平均现金持有量则有所下降。现金增幅最为显著的是10-30强企业，这些企业上半年普遍加大了财务优化力度。碧桂园上半年现金净增加遥遥领先恒大持有现金微降但仍为最大金主 2、净借贷增加是多数房企现金增加主因影响房企现金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企业的销售回款、投资开发力度以及融资偿债规模。从60家重点房企的现金变化因素分析来看，现金增加中大部分企业表现为，销售大幅增长的同时，企业为了保持规模持续加速扩张，也进一步加大投资开发力度，现金的增长伴随着负债大大增加，如碧桂园、龙湖、旭辉集团等。另一部分现金增加的企业表现为，企业融资不多，投资开发相对谨慎，但销售回款增加较多，从而增加了现金持有量，如金科集团、佳兆业等。此外，如中海、保利地产等企业的表现则相对均衡。注：原点表示投资开发/销售回款=0.9，净借贷增幅为0 大规模融资为碧桂园、旭辉等规模企业扩张添柴加火金科、佳兆业等少数企业现金增加主因为销售回款 3、滨江等22家企业现金持有减少负债：平均净负债率增加至92.5% 1、规模：18家企业有息负债超过千亿 2018上半年末，170家房企总有息负债为64525亿元，相比年初上升了10.5%。其中60家重点房企总有息负债为53897亿元，较期初上升11.6%，重点房企债务增加相对显著。2018年上半末60家重点房企有息负债占比达83.5%，相比年初又增加了0.9个百分点。 2018年上半年各大房企的规模发展依旧十分迅猛，半年间已经有7家房企的合约销售额超过了千亿，TOP20房企合约销售总额约为26000亿元，同比增长约30%。而规模扩张往往伴随着负债增加，上半年末TOP20房企总有息负债约为3327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7.6%，与规模增长基本同步。从各梯队企业表现来看，10-30名之间的企业有息负债增加最为显著。 83%的重点企业有息负债有所上涨（略） 2、净负债率：六成企业净负债率上升上半年末，170家房企的加权净负债率（永续债作为权益）约为92.56%，较期初上涨4.04个百分点，60%的企业净负债率有所上涨。其中，60家重点房企的加权净负债率为97.93%，较期初上涨2.63个百分点，净负债率上涨的企业占比为65%，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总有息负债的增长率比持有现金的增长率高，同时所有者权益的增长较低所致。从各梯队企业表现来看，2018年年中销售排行在50-100名之间的企业上半年的净负债率（加权平均）增加最为显著，增幅高达15.47个百分点，而排在30-50名的房企则是平均净负债率最高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十的房企的平均净负债率有所下降，企业在财务平衡方面做得更好。高速发展中企业净负债率相对较高（略） 30强房企降杠杆成效最为显著（略） 3、永续债：计入后重点企业净负债率增加至105.7% 偿债能力：政策收紧下偿债压力逐步加大融资成本：结束下降趋势反弹至6.33% 从上半年60家重点房企的平均融资成本来看，约有67%的企业的融资成本相比年初有所提高，整体平均融资成本由2017年末的6.03%增至6.33%，结束了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境内融资环境持续收紧，近期新进行的境内外融资成本均有提高，而原有低成本的公司债陆续到期，因而整体的融资成本也只能水涨船高。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四项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 1、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规模，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针对融资难融资贵主要集中在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问题，要将释放的增量资金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推广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确保今年民营企业发债融资规模、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规模均超过2018年水平。 2、推动银行健全“敢贷、愿贷、能贷”的考核激励机制，支持单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3、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资费用。中央财政继续安排资金，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年度支持小微企业2000亿元担保贷款、户数10万户以上。各地要尽早实现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担保费率不超过1%、500万元以上不超过1.5%的目标。 4、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比重，降低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清理规范企业抵押登记、资产评估、过桥等附加费用，有关部门要对企业融资中的不合理和违规收费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减轻企业负担。

MCST市场成本指标技术如何应用?

MCST市场成本指标在技术分析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判断市场趋势：通过计算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MCST市场成本指标可以用来判断市场的趋势。当MCST指标上升时，表示市场筹码平均持有成本上升，市场价格高于MCST数额时，表示股票价格处于强势阶段。如果市场价格高于MCST数额的35%，市场价格处于震荡区间，表示投资者可以做为市场卖点风险信号参考。相反，当MCST指标下降时，表示市场筹码平均持有成本下降，市场价格低于MCST数额时，表示股票价格处于弱势阶段。如果市场价格低于MCST数额的35%，市场价格处于震荡区间，表示投资者可以做为市场买点机会信号参考。评估投资效果：通过计算MCST市场成本指标，投资者可以直观地了解自己在某个时期内的投资效果。如果MCST指标较高，说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较好；反之，若MCST指标较低，则说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较差。总的来说，MCST市场成本指标在技术分析中是一种重要工具，能够帮助投资者优化投资策略。请注意，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实际操作中，投资者应结合其他信息和技术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以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富力地产债务再创新高，融资成本翻倍…更艰难压力下如何负重前行？

即使首次实现千亿销售，仍难掩富力地产资金窘境。日前发布的2018财报显示，富力地产负债总额达2963亿元，去年新增银行贷款566.6亿，截止2018年底，尚未偿还的贷款还有1633亿元。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不只是富力，多数房企都迎来了偿债高峰期，这意味着，找钱难将成为行业共识，不知富力地产将如何突围？ 1 逆向加杠杆致债务高悬富力地产可谓是五味陈杂。 2018年，销售金额终于首次超过千亿，为1311亿元。尽管早就被恒大万科碧桂园等巨头甩在后面，也被中南置地金科集团等后起之秀超越，但富力好歹勉强加入了千亿俱乐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富力地产的负债总额高达2963亿元，是销售金额的2倍多！净利润下滑及高杠杆收购是富力地产缺钱的主要根源。 2018财报显示，2018年富力地产营业收入为768.6亿元，同比上涨30%；核心盈利增加了49%至95.3亿元，但年度盈利下滑59.25%至87.28亿元，股东应占利润下滑60.4%至83.71亿元。营业额的增加主要归功于交楼面积的增长。2018年富力地产交付入账的建筑面积为6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2019年预计交付入账的建筑面积目标为920万平方米。虽然看起来不错，然放眼整个行业，并不抢眼。要知道，碧桂园去年销售金额高达7146亿元，融创也有4600亿元。而年度盈利下滑在于富力地产2018年的议价收购收益由2017年的131.07亿元减少至3.97亿元。看过《富力地产年关难熬：千亿债务压顶，又被网曝欠球员薪水550万！》的小伙伴都晓得，令富力盈利减了6成的根源是2017年那场世纪交易。 2017年7月，富力集团斥资199亿元拿下万达77家酒店资产，这个价格相当于此前作价的60%，富力地产的账面收益上涨131亿元。财报显示，富力目前共持有89家运营中的酒店。酒店营业额由2017年的23.8亿元增至70.3亿元，酒店这部分的净利润增加181%。但事实上酒店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013年到2017年富力地产酒店亏损金额分别为2.49亿元、1.4亿元、1.67亿元、1.83亿元、1.46亿元。2018年上半年，富力地产酒店业务亏损额为0.89亿元。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富力地产对酒店业务毫不掩饰的偏爱不仅令其失去了房地产难得的黄金十年，更是在房企转型关键之际拖了后腿。 2008年前后，正值房地产炙手可热之际，各大房企加紧攻城伐地，富力地产却选择商业地产，从而失去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曾经的华南五虎之首再也没有站上房企第一梯队。 2016年，房地产表现不错，但转型危机迫在眉睫。在这背景下，其他房企要么发展特色小镇、长租公寓等，抢占政策红利扩大增量市场，要么进入三四线城市，抓紧棚改红利，想尽办法去库存，挖掘存量市场。然而，富力地产不仅没有跟上转型步伐，还在2017年其他房企想办法做减法之际，逆势加杠杆，百亿收购万达旗下的酒店资产，救了当时焦头烂额王健林的急。如今，老王轻装上阵，危机消除；而富力，却负债高悬、现金流承压。回想起那场“世纪交易”三人举杯觥筹交错时，富力老板李思廉的满面笑容，忍不住有点感慨…… 2 2019融资环境更为艰巨较之酒店业务盈利问题，富力地产的资金危机更为紧迫。 2018年，富力地产的负债总额为2963亿元，近3000亿。对此，富力地产董事总经理李哲明表示，富力地产短期内的负债压力已经基本解决。他解释称，2018年到期的短期负债为160亿元，而目前的现金持有为347.1亿元，完全能够应对短期负债。然而，即使短期负债压力不再，资金压力却并没有缓解。财报显示，富力2018年支付的融资成本暴增212%至52.12亿元，而2017年同期的数据仅为16.73亿元。具体看，2018年，富力地产多次发行融资融券，其中，发行境内公司债券合计143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合计82亿元、资产证券化产品合计14亿元、17.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 2019年，富力地产及子公司继续加大票据融资，合计发行了38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年利率在4.83%到8.75%之间。此外，子公司怡略先后发行共计12.5亿美元优先票据，年利率在8.125%到9.125%之间。本来这两年富力借款成本就高，但为了应对一些还未到期债务的债权人行使回售权，2018年到2019年初，富力地产还对2016年发行的多笔债券利率进行上调，或进行转售，以此缓解回售压力。记者把富力这几年借债情况看了下，2019年-2022年，正是富力地产偿债的高峰期。当然，2019年，也是其他很多房企的偿债高峰年。富力的负债结构也透露出一些信号，截止2018年底，富力地产长期借款从2017年的1138.29亿元减少到1109.49亿元。与此同时，超短期融资、海外融资等则呈现大幅度增长，可以看出，富力借债估计就是为了应对2019年的偿债高峰，即所谓的借新还旧。短期看，融资成本提高借来的资金能够暂时稳定下情况，但这也意味着富力将背负更多的长期压力，毕竟，不只是2019年，2020年、2021年照样是偿债高峰。另外要注意的是，虽然2018年富力融资需求解决了，但2019年的融资环境将更为艰巨。从国内看，2月25日，银保监会释放信号，持续加码房地产金融监管。其表示将继续紧盯房地产金融风险，严格控制带有投机性的开发贷和个人贷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海外看，虽然较之国内更容易融资，但成本高企，汇率波动叠加美元加息，不确定性较强。在这背景下，富力地产2019年“找钱”难度无疑将加大，一方面是国内信贷环境收紧，另一方面还要面临着同行的竞争，毕竟2019年是整个房企的偿债小高峰。对目前债务高悬的富力来说，2019年一旦融资不顺，资金链断裂风险极大，不排除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将导致系列连锁反应，譬如放缓拿地速度，收缩战线，这将直接影响到高周转回笼资金战线，从而加剧资金危机。商业地产如果缺钱的话，要么被收购要么寻求第三方合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富力2017年接盘王健林的旧事。 3 将发力二三线和海南？种种压力下，富力地产亦做了应对措施。董事长李思廉在业绩会发布现场就表示，富力的酒店在两年内会增加到100间左右，之后富力的业务仍会以地产为主，更多业务布局暂时没有考虑。 […]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了多少？能否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