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T市场成本指标在技术分析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判断市场趋势：通过计算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MCST市场成本指标可以用来判断市场的趋势。当MCST指标上升时，表示市场筹码平均持有成本上升，市场价格高于MCST数额时，表示股票价格处于强势阶段。如果市场价格高于MCST数额的35%，市场价格处于震荡区间，表示投资者可以做为市场卖点风险信号参考。相反，当MCST指标下降时，表示市场筹码平均持有成本下降，市场价格低于MCST数额时，表示股票价格处于弱势阶段。如果市场价格低于MCST数额的35%，市场价格处于震荡区间，表示投资者可以做为市场买点机会信号参考。 评估投资效果：通过计算MCST市场成本指标，投资者可以直观地了解自己在某个时期内的投资效果。如果MCST指标较高，说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较好；反之，若MCST指标较低，则说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较差。 总的来说，MCST市场成本指标在技术分析中是一种重要工具，能够帮助投资者优化投资策略。请注意，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实际操作中，投资者应结合其他信息和技术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以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即使首次实现千亿销售，仍难掩富力地产资金窘境。 日前发布的2018财报显示，富力地产负债总额达2963亿元，去年新增银行贷款566.6亿，截止2018年底，尚未偿还的贷款还有1633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不只是富力，多数房企都迎来了偿债高峰期，这意味着，找钱难将成为行业共识，不知富力地产将如何突围？ 1 逆向加杠杆致债务高悬 富力地产可谓是五味陈杂。 2018年，销售金额终于首次超过千亿，为1311亿元。 尽管早就被恒大万科碧桂园等巨头甩在后面，也被中南置地金科集团等后起之秀超越，但富力好歹勉强加入了千亿俱乐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富力地产的负债总额高达2963亿元，是销售金额的2倍多！ 净利润下滑及高杠杆收购是富力地产缺钱的主要根源。 2018财报显示，2018年富力地产营业收入为768.6亿元，同比上涨30%；核心盈利增加了49%至95.3亿元，但年度盈利下滑59.25%至87.28亿元，股东应占利润下滑60.4%至83.71亿元。 营业额的增加主要归功于交楼面积的增长。2018年富力地产交付入账的建筑面积为6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2019年预计交付入账的建筑面积目标为920万平方米。 虽然看起来不错，然放眼整个行业，并不抢眼。要知道，碧桂园去年销售金额高达7146亿元，融创也有4600亿元。 而年度盈利下滑在于富力地产2018年的议价收购收益由2017年的131.07亿元减少至3.97亿元。 看过《富力地产年关难熬：千亿债务压顶，又被网曝欠球员薪水550万！》的小伙伴都晓得，令富力盈利减了6成的根源是2017年那场世纪交易。     2017年7月，富力集团斥资199亿元拿下万达77家酒店资产，这个价格相当于此前作价的60%，富力地产的账面收益上涨131亿元。 财报显示，富力目前共持有89家运营中的酒店。酒店营业额由2017年的23.8亿元增至70.3亿元，酒店这部分的净利润增加181%。 但事实上酒店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013年到2017年富力地产酒店亏损金额分别为2.49亿元、1.4亿元、1.67亿元、1.83亿元、1.46亿元。2018年上半年，富力地产酒店业务亏损额为0.89亿元。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富力地产对酒店业务毫不掩饰的偏爱不仅令其失去了房地产难得的黄金十年，更是在房企转型关键之际拖了后腿。 2008年前后，正值房地产炙手可热之际，各大房企加紧攻城伐地，富力地产却选择商业地产，从而失去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曾经的华南五虎之首再也没有站上房企第一梯队。 2016年，房地产表现不错，但转型危机迫在眉睫。在这背景下，其他房企要么发展特色小镇、长租公寓等，抢占政策红利扩大增量市场，要么进入三四线城市，抓紧棚改红利，想尽办法去库存，挖掘存量市场。 然而，富力地产不仅没有跟上转型步伐，还在2017年其他房企想办法做减法之际，逆势加杠杆，百亿收购万达旗下的酒店资产，救了当时焦头烂额王健林的急。 如今，老王轻装上阵，危机消除；而富力，却负债高悬、现金流承压。 回想起那场“世纪交易”三人举杯觥筹交错时，富力老板李思廉的满面笑容，忍不住有点感慨…… 2 2019融资环境更为艰巨 较之酒店业务盈利问题，富力地产的资金危机更为紧迫。 2018年，富力地产的负债总额为2963亿元，近3000亿。 对此，富力地产董事总经理李哲明表示，富力地产短期内的负债压力已经基本解决。 他解释称，2018年到期的短期负债为160亿元，而目前的现金持有为347.1亿元，完全能够应对短期负债。 然而，即使短期负债压力不再，资金压力却并没有缓解。 财报显示，富力2018年支付的融资成本暴增212%至52.12亿元，而2017年同期的数据仅为16.73亿元。   具体看，2018年，富力地产多次发行融资融券，其中，发行境内公司债券合计143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合计82亿元、资产证券化产品合计14亿元、17.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   2019年，富力地产及子公司继续加大票据融资，合计发行了38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年利率在4.83%到8.75%之间。此外，子公司怡略先后发行共计12.5亿美元优先票据，年利率在8.125%到9.125%之间。   本来这两年富力借款成本就高，但为了应对一些还未到期债务的债权人行使回售权，2018年到2019年初，富力地产还对2016年发行的多笔债券利率进行上调，或进行转售，以此缓解回售压力。 记者把富力这几年借债情况看了下，2019年-2022年，正是富力地产偿债的高峰期。当然，2019年，也是其他很多房企的偿债高峰年。 富力的负债结构也透露出一些信号，截止2018年底，富力地产长期借款从2017年的1138.29亿元减少到1109.49亿元。 与此同时，超短期融资、海外融资等则呈现大幅度增长，可以看出，富力借债估计就是为了应对2019年的偿债高峰，即所谓的借新还旧。 短期看，融资成本提高借来的资金能够暂时稳定下情况，但这也意味着富力将背负更多的长期压力，毕竟，不只是2019年，2020年、2021年照样是偿债高峰。 另外要注意的是，虽然2018年富力融资需求解决了，但2019年的融资环境将更为艰巨。 从国内看，2月25日，银保监会释放信号，持续加码房地产金融监管。其表示将继续紧盯房地产金融风险，严格控制带有投机性的开发贷和个人贷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海外看，虽然较之国内更容易融资，但成本高企，汇率波动叠加美元加息，不确定性较强。 在这背景下，富力地产2019年“找钱”难度无疑将加大，一方面是国内信贷环境收紧，另一方面还要面临着同行的竞争，毕竟2019年是整个房企的偿债小高峰。 对目前债务高悬的富力来说，2019年一旦融资不顺，资金链断裂风险极大，不排除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将导致系列连锁反应，譬如放缓拿地速度，收缩战线，这将直接影响到高周转回笼资金战线，从而加剧资金危机。 商业地产如果缺钱的话，要么被收购要么寻求第三方合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富力2017年接盘王健林的旧事。 3 将发力二三线和海南？ 种种压力下，富力地产亦做了应对措施。 董事长李思廉在业绩会发布现场就表示，富力的酒店在两年内会增加到100间左右，之后富力的业务仍会以地产为主，更多业务布局暂时没有考虑。 […]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那么，前期政策是否有效助力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未来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是否可期？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在25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一一作出了回应。   一季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降明显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介绍，近期，央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规模，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自2018年9月以来已连续六个月下降。 在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中，银行信贷往往相对稳定且成本较低。因此，信贷投放“增量扩面”成为降成本的重要抓手。 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介绍，监管要求大型银行将享受政策优惠产生的红利，充分反映到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定价和内部绩效考核中；主动减费让利，降低小微企业中间费用；加大续贷支持力度，降低小微企业资金周转成本等。 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87%，比2018年全年该项利率低0.52个百分点。 除了利率，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中还有担保费、评估费、公证费等其他费用。因此，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是简单地降利率，而是降融资的综合成本。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提高信用贷款的比重，严禁在没有其他实质性服务的前提下收取小微企业贷款利息以外的其他费用。同时，将推动小贷公司、典当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之外的放贷机构进一步降低定价。 在降低成本同时需兼顾商业可持续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刘国强表示，要发挥大型银行“量增价降”的“头雁”作用，带动其他金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但与此同时，要综合考虑、把握好度。既要加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力度，又要考虑风险；既不能“大撒把”，又要做到可持续。 经银保监会测算，小微企业贷款要实现“保本微利”、商业可持续，且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利率盈亏平衡点应在5%至5.7%。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五家大型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4.76%，较去年四季度下降0.13个百分点，其中利率最低的达4.45%。 李均锋认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相对较高，需要由贷款利率定价来弥补，利率较基准利率理应有所上浮。监管机构并不鼓励把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到基准利率之下，而是鼓励商业银行按照保本微利、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定价，让支持力度可以长久延续下去。 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是要靠改革，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越往前推进、越市场化，利率传导的效率就越高。”刘国强表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央行市场化的利率调控能力逐步提升，为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均已放开，贷款基础利率等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体系不断培育，利率走廊机制已初步形成，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等已成为央行向市场发送政策信号的重要载体。 改革是没有止境的。央行表示，将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市场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两轨合一轨”。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增强市场竞争，促进金融机构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进而促进降低小微企业实际利率水平。

随着纾困措施相继落地，当前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央行近日发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9.7万亿元，同比多增6440亿元，多增部分主要投向了民营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6月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高点下降0.32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成本继续下行。 如何进一步降低民营小微融资成本？《报告》指出，下一步要推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完善商业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更好发挥LPR在实际利率形成中的引导作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 利率双轨制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经过多年来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双轨’问题，这会对市场化的利率调控和传导形成阻碍，不利于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报告》指出。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操作会先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利率。但从实际情况看，“利率双轨”的存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数据显示，6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7%，同比下降1.03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74%，降低1.15个百分点。而同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66%，同比下降0.28个百分点。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告诉《金融时报》记者，2013年9月，央行推动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以行业自律的形式规定上浮区间，但仍对存贷款利率浮动进行约束，银行不能完全自主定价。当前货币市场利率实现了完全市场化，而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定价方式是围绕基准利率上下浮动，这就导致银行信贷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变化缺乏敏感性。 “在条件尚未成熟时稳步审慎推进利率市场化，能够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深化，‘双轨制’已经明显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董希淼表示，“双轨制”影响了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传导的效率。 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回落，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却未能显著下降，“利率并轨”被视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环节。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利率并轨过程中及完成后，存贷款利率锚定新的基准，价格型工具的调控影响将更加直接、更为显著，利率走廊机制也将发挥利率引导作用。 贷款利率定价或锚定LPR 今年以来，政策层面多次提及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推动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和贷款实际利率下行。 针对贷款定价问题，当前市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新增贷款利率挂钩货币市场利率，能够反映真实的资金成本和贷款供求，但会加大信贷市场利率波动；另一种观点是通过LPR定价，信贷利率可以在LPR基础上加点生成，能够保证信贷市场利率稳定，但由于我国LPR变动较少，效果可能不佳。 在董希淼看来，利率并轨的方向是存贷款利率向货币市场利率并轨，最终取消基准利率。如果贷款利率定价锚定LPR，则应进一步完善LPR形成机制，增强LPR的市场认可度和公信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贷款基准利率并非银行的必要和唯一选择。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让贷款定价脱离基准，而是让贷款利率更能反映政策意图，提升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可调性和可控性。”陈冀提到。 陈冀进一步表示，利率并轨应遵循“先贷款、后存款”的基本策略。存款利率彻底放开上浮对市场影响更大，需优先简化和归并现有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期限结构，通过行业自律机制进一步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尝试引导LPR与政策或市场利率挂钩等。在利率并轨过程中，应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松紧适度。 “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董希淼表示，应渐进式地推进和深化存款利率市场化。在市场利率自律机制下，按照“先大额后小额”“先长期后短期”等原则，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上浮上限，进一步缩小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差距，使银行表内表外业务的利率趋同，并在条件成熟时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 并轨对商业银行影响总体可控 有市场观点认为，利率并轨会对商业银行产生一定冲击。一方面，贷款利率下降后，存贷款息差收窄，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后，银行负债成本上升，经营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存款竞争可能更为激烈，而银行资产端配置多样化有限。 对此，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曾撰文认为，如果将取消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利率并轨的第一步，还需要考虑银行负债端的情况。因为在现实当中，银行负债（存款）结构会影响银行资产端的贷款定价。若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对贷款采用市场化定价，而存款仍根据存款基准利率进行定价，对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冀也认为，利率市场化后银行息差有收窄压力。但据陈冀预计，我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收窄幅度不会过大。总体来看，在逐步推进的策略和“先贷款、后存款”的推进方式下，再考虑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预计利率并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总体可控。

医院实施成本核算的重要意义 1.成本核算是处理“看病难”的有效方式 “看病难” 是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其缘由主要是:政府补贴资金不足，医院一味追逐利益。政府在逐渐增加对医院卫生事业资金支持的同时，需要按照一个真实的成本核算数据成为资金投入的根据。 2.成本核算是科学合理地配置医院组员的需求 他覆盖了医院人力、药品、病床、水电、资产等多方面，促进了多种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了医院整体利益。 3.成本核算是制作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根据 物价单位在对医疗服务制定统一收费标准时， 其制定的根据就是成本核算。若成本核算比标准成本低，那么收费标准就会比较低，医院就会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反之,医院就会成为暴力机构，降低医院的信誉。 4.成本核算是医院评估各方面绩效的主要依据 医院整体运作的效率,绝大多数多由经营成本资金的投入数量所决定的。 医院成本核算存在问题 1.成本核算的意识不强 当前，医院许多职工都认为成本核算是财务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的职能，尤其是行政、后勤等部门大多数只有支出的部门,仍然持有集体”大锅饭”的工作态度，成本核算意识不强，无法激发全体职工的工作人权，从而造成医院不能全面实施成本核算管理。 2.成本核算管理的方式落后 当前，许多医院都实行单独的部门]进行财政核算，在具体的医务人员劳务奖金从中按比例提成，容易导致员工存在”大锅饭”意识，未将成本管理与个人利益挂钩，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作积极性，严重限制了医院的作用发挥。 3.成本核算管理设施不配套 医院虽然建设了计算机网络中心，但是因软件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未能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导致其基本核算功能不能发挥作用，经常出现故障。 4.缺乏成本核算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当前，医院各项物资的采购和发放工作中严重缺乏应有的管理和监督,未对物资运用全过程进行核实,常常出现物资不齐全、破损、过期等问题，这样严重影响了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5.管理体制不科学 管理水平不足: 在进行成本核算过程中，财政下属部门基本上都各行其事，不能很好地配合协作，有时相关部门之间很难协调一致，这严重阻碍了医院成本的核算工作进程。 做好医院成本核算工作的措施 （一）要建立完善的、适应医院本身发展的成本核算组织体系 医院成本核算的职能主要由财务部门承担、配齐专业的财务人员、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的体系。按照医院自身发展规划，由院领导统-领导和管理， 健全相关规章制度来确保成本核算能够有章可循，保证其稳定性,构建成本核算软件系统，精确快速计算、分析和控制成本,为医院的发展给与真实的财务依据，杜绝外部环境改变所引起的财务风险。 （二）要增加医院工作管理人员的成本管理的意识 医院将成本管理当做医院管理的重要方法，将”人” 作为成本管理的主要掌握主体,用成本控制知识当做医院文化构建的一方面，并广泛宣传其重要作用。一旦使全体职工从意识上了解到了成本核算的重要作用,才会更加有效地激发全体职工的积极参与热情与实施，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相互配合的以财务部门为核心的多层次、整体的成本核算管理系统。 （三）加强与各科室的协调与沟通，让成本核算更为人性化、合理化 耐心倾听每个科室的意见,认真完善成本核算解释机制，合理协调各科室，如实向院领导上报成本核算情况与出现的问题，认真落实自身工作职责。成本核算关系到医院整个系统的工作，它技术要求高、工作量大，另外，还包括成本核算对象、成本核算系统与其他管理系统的密切等,因此需要加强科室件的协调与配合,并广泛宣传财务纪律与准则。 （四）做好成本分析工作,提供考核指标数据 成本分析工作是实施成本核算的基础。完善保存各种原始数据,详细记载每个科室部门的计量、验收、盘存数目。另外，健全医院内部合理结算价格,医院运作是包含了医院大大小小的事务,为了完成某一项工作会同时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沟通与配合，所以，为明确医院每个部门的经济责任，医院需要将所用物资在每个科室与部门之间的使用流动情况，以及部门间给与的劳务采取内部合理结算的方法开展成本核算和管理。为成本核算工作建立一个精确的参考准则，杜绝成本核算管理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形。 （五）完善成本分析体系并严格控制医院各种费用的支出 完善科学的医院成本分析机制，合理组织收入，控制支出，进行医院系统每个环节的成本核算，然后再汇总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有利于及时了解医院不同时期的成本费用组成和变化，掌握成本规划实施情况,分析出影响成本升降的最主要原因，从而探究出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增加经济效益。 （六）完善全成本核算管理信息系统 全成本核算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必须与医院物流管理、经费报销、固定资产管理等业务相符合， 将各个独立的业务数据建立成一个共享的数据库， 加大共享力度。经常检修系统，查找系统遗漏问题，不断完善系统。 （七）各项费用的严格控制 合理的制定医疗所需的物资和医疗服务项目的开展预算，并严格检查预算的实施情况。经过加大预算管理,健全成本分析机制，达到有效控制成本开支目标。 综上所述,医院只有通过不断的财政改革,加大对全成本核算的管理力度,完善财政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功效，为人们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及优秀的成长型企业应该如何借助资本的力量取得更好的发展？ 今年的资本市场环境的确是极其恶劣的一年。相比较于前两年而言，目前仍在活跃的基金数量已经消失一半。虽然企业数量在这几年中依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真正能获取融资的企业数量非常稀少。 其中获取融资的企业以两类为典型： 1）符合国家政策引导的企业。这类明星团队在企业的初始阶段就能够获得来自校友资金的融资；后续阶段如果依旧能够保持风口状态，那么这类企业的融资将会相对容易。这一类企业属于少数群体。 2）传统制造业企业。这类企业的现金流以及利润都呈现良好态势，但是其合规板块存在明显问题从而导致融资存在困难性。这类企业未来存在融资以及上市的意向。 基于以上两种典型案例，我们对所有企业家提出建议：将现金流作为第一要义，包括充裕的常规现金流以及公司的利润；此外，企业家以及公司必须认清一个现实：穿越现在市场环境的死亡谷才有可能留在牌桌上，这意味着企业家以及公司要应对的不仅是当下的环境，更是未来三五年的挑战。 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论坛圆桌对话现场，图源蜗牛工场 在引入充足的现金流之前，以下四点是企业需要进行考量的： 1）准确定位企业状态。对于业务端相对成熟的企业而言，在不花费过多时间的前提下，如果有合适的产业方投资人或者政府基金或者财务基金并且融资行为不影响业务，企业不应该过多计较估值而是应该选择迅速获得融资；对于现金流以及利润情况并非良好但依旧存在资金需求的企业，可考量自身商业模式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包括自身是否存在不合适的业务，或者团队本身是否需要调整。 2）转变看待融资方式。企业融资不应仅限于股权融资，企业家可以考虑利用债券融资、银行授信等手段来获得多元化的融资以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安全垫。 3）合理预期融资时间线。当下环境进行融资必然是花费时间的，公司及创始人须清楚自身是否已经妥善安排好内部时间来完成融资。在当下的环境中，无论融资金额多少，融资结果在短期内都是无法确定的。 4）开放对待融资条款。投资融资是双向性的：对于融资款的苛刻要求必然会引发投资者的苛刻态度。对于融资而言应该准备好plan b甚至plan c；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属处于资金紧张的状态，企业首先应该进行内部调整（例如：内部进行数据层面的优化）。 总之，股权投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对于企业而言，应该首先进行多层次的合作以获取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其次应该核心关注自身的毛利、净利以及现金流并且进行长期规划。 对高质量的定义？ 智慧城市中的“高质量”是每个国家都必然存在的概念。以中东以及沙特为例，2023设定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愿景，这也是一种“高质量”的体现。无论是在哪种国家政策下的“高质量”，我们都可以发现政策其实只是一个相对大的框架。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做的是在政策与环境的大框架下寻找真正的痛点，并且准确识别该痛点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抓住市场机会。企业在这其中需要认清自己的解决方案会消耗多少成本，其产生的真实服务以及供给又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认知以及基础标准的话，不存在任何所谓的“高质量”。 如果企业正在解决资本市场所关注的相关产业问题，资本机构会优先去观察该企业在行业中到底满足什么痛点而非停留在虚无缥缈的概念中，详细而言： 1）团队诞生于什么产业； 2）团队看到什么痛点； 3）团队解决什么问题； 4）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5）实现的是什么完整闭环。 只有满足了以上内容，资本才会对企业产生兴趣，进一步深耕“高质量”。 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论坛圆桌对话现场，图源蜗牛工场 目前“高质量”代表了从传统化向数字化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下，企业需要回答市场一个问题：当下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是一家值得投资的企业，这其中包括了企业自身对数字化的解读，对降本增效以及节能的理解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当企业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并且成功实践之后，市场自然会赋予企业“高质量”的标签。 总而言之，对于企业而言，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想要得到资本的青睐，企业应该解决行业内的痛点而且这个痛点应极具典型。对于还没有达到上市公司标准的初创公司，如果在某一技术上得到突破或者能够做到降本增效，那么企业也必然会得到资本和创业龙头企业的青睐。

住宅建安成本单方指标是指在一定的建设条件下，建设一定规模和标准的住宅建筑工程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设备费用和其他费用总和。掌握住宅建安成本单方指标对成本管理工作具有以下作用： **成本控制** 通过掌握建安成本单方指标，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估算项目的成本，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成本控制策略。这有助于企业在项目开始前就预测出可能的成本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控制。 **决策依据** 建安成本单方指标可以作为企业进行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通过对不同项目的建安成本单方指标进行比较，企业可以判断哪些项目更具有经济效益，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提高效率** 通过掌握建安成本单方指标，企业可以更加科学地进行成本管理，提高成本管理效率。这有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风险管理** 建安成本单方指标可以帮助企业识别项目中的成本风险点，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风险管理。这有助于企业降低项目风险，提高项目成功率。 **经验积累** 通过对建安成本单方指标的持续跟踪和分析，企业可以积累更多的成本管理经验，不断完善成本管理体系。这有助于企业在未来的项目中更加熟练地进行成本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 总之，掌握住宅建安成本单方指标对成本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应重视建安成本单方指标，并将其作为成本管理的重要依据。

我们身处一个资本的社会，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在资本的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有价值。 有价值才有资格成为耗材。 只有成为耗材，你才能为资本创造利润。 今天蹭一下热点，讲一下东方甄选的这一出闹剧。 在讲闹剧之前先讲一个美国打工人的逆天段子： 1998年，NBA如日中天的王者迈克尔.乔丹与公牛球队总经理谈续约合同的时候，其经纪人是这么对球队总经理说的： 我会给你三次出价的机会，如果这三次我们都不满意，我们将选择去纽约尼克斯队。 （为了迎接乔丹的到来，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尤因在前一年大幅降薪，选择只签300万美元的合同来空出球队的薪资空间，可谓诚意十足。） 迫于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公牛队的总经理被迫与乔丹签下了当时创历史新高的3000万美元的年薪合同，并且承诺除非乔丹点头，绝不交易当时公牛队的任何一名核心球员。 从打工人的角度来看，迈克尔乔丹无疑将自己当时的价值卖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当时NBA一线球星的平均年薪约在1500万美元左右。） 作为资本主义帝国的美国，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 他们的资本市场对于人的价值定位是非常精确且迅速的，并且愿意付出对应的价格。 相对来说，我们国内的某些资本在这方面就有点落后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现在的一线头部主播每年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就相当于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娱乐圈的一线明星遇到合适的题材和靠谱的团队，有机会每年贡献一部票房超过30亿元以上的商业大片。 刨掉所有的制造成本，实际利润约在15~20亿元之间。 现在的一线头部主播基本也具备这种商业利润的创造能力，甚至犹有过之。 现在娱乐圈的一线明星是什么牌面和地位，他们能够轻易的被经纪人和资本所拿捏吗？ 董宇辉身上的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其背后的资本没有充分认识他的价值，且给出了一个过低的市场估价。 所以在事件爆出来的第一时间，其他意识到可以捡漏的资本都伸出了自己手里的橄榄枝。 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某董的应对无疑是及格甚至是优秀的。 他基本全程保持沉默，坐看老东家和其他几个资本方进行激烈竞价。 从最后的结果看，他应该是获得了一个最不坏的结果。 资本定义价值，欲望定义价格。 作为一个理性的吃瓜群众，你可以欣赏这一出大戏之中各方的博弈手段，但是就没必要从打工人的角度去共情他了。

不透明资本介入大规模侵权诉讼是融资诉讼领域的重要趋势，其以交叉持股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为代表，改变了传统诉讼融资方的被动地位。不透明资本通常采用各种不道德和非法手段收集索赔，与原告签署资金供应协议并为原告及律师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以换取决定接受或拒绝和解的控制权并主导案件结果，导致无正当索赔数量激增。然而，现有法律规范难以有效监管不透明资本融资安排，有必要对其监管进行系统性改革。 一、诉讼融资 诉讼融资（Litigation-finance）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严禁律师采用胜诉取酬制度1，但是允许投资者分享胜诉收益。诉讼融资是法律索赔共有模式2的延伸，其诉因仍是财产。第三方融资机构通常作为贷款人或者股权持有者，向自然人、公司原告以及律师事务所提供无追索权贷款，当判决胜诉或者和解成功时获得一笔固定的回报，与诉讼风险代理制度相似。原告会主动寻求诉讼融资，或通过强有力的诉讼请求获得预付款，以清偿案件审理期间的债务或者履行其他义务。 诉讼融资并非新鲜事物，但是大规模侵权诉讼融资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复杂持续的大规模侵权诉讼对资本的需求尤为迫切。为此，私募股权和其他激进的融资机构等不透明资本已经开始介入大规模侵权诉讼融资领域，为律师事务所提供资金，并为原告提供无追索权、固定利率的现金预付款。大规模侵权诉讼融资吸收了现有诉讼融资的特点，呈现出独特的机遇与挑战。 二、不透明资本与交叉持股 不透明资本是一种新兴的诉讼融资方式，以激进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组成的诉讼融资集团为代表，其打破了一般诉讼应用的规定和市场监管规范，并渗入到大规模侵权诉讼领域。由于拥有充足的可调用资金并可以通过律所或者其他中介机构专门投资于案件组合，集团通常为了实现回报最大化而参与高风险的大规模侵权诉讼。 不透明资本擅长利用大规模侵权索赔中的套利机会来获取高额利润。一方面，不透明资本依赖中介机构与潜在的大规模侵权索赔人的联系来制造和扩大索赔机会；另一方面，不透明资本通过向索赔人提供融资以换取索赔案件中包括接受或拒绝和解在内的各种决定权，从而实现对索赔的控制。可见，不透明资本正在通过在每个环节施加杠杆，试图将其他业务领域内已经完善的模型应用于诉讼融资领域。   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不透明资本采用多层次的交叉持股的股权架构。交叉持股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即使某个投资失败，仍能从其他投资中获得超额回报。然而，由于交叉持股结构的信息披露不足，诉讼融资公司可以用不为人知的方式操纵和影响案件，诸如通过资助诉讼、选择性发布案件的相关信息，以及采取激进的谈判立场等方式与其关联投资子公司形成战略协同，相互配合，从而导致原告所获赔偿数额减少，诉讼融资公司的收益也会因为“胜诉取酬协议”而降低。但由于交叉持股结构的存在，当诉讼融资公司的关联投资子公司收益能够抵销上述损失时，不透明资本总体上仍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三、不透明资本对诉讼融资的扭曲 （一）不透明资本导致不正当索赔数量激增 在一般产品侵权诉讼中，律师承担败诉风险，促使其作为守门人核查索赔是否具有合理根据。但在大规模侵权诉讼中，这种激励机制出现了异化，且由于复杂的因果关系和迫切的和解相互交织，律师不可避免会出现误判。索赔人只要发现一个未经核查的机会便会随意提起诉讼，导致大规模侵权索赔案件中出现正当索赔与非正当索赔的并存局面。 然而，意欲监管此类机会主义行为十分困难，原因在于：第一，从业者认为法院并不擅长审核诉讼请求有无法律依据，即便被发现，法院也未曾对案件的律师实施罚款措施；第二，许多案件在索赔评估之前即可因达成和解而结案；第三，大量未解决的索赔给公司经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对公司市值产生不利影响。根据临界质量效应3（Critical-Mass Effect），足够数量的索赔案件会迫使被告方达成和解，即使案件的真实根据可能存在争议；第四，律师不愿意“过滤”案件，因为大型案件中关键指导委员会（Key Steering Committees）的高薪职位是以律师代理案件的数量为授予标准；第五，出于各种原因，提起无根据索赔的潜在利益大于成本。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大规模侵权案件的索赔发起率异常高。在纠纷初期，不透明资本成功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收集的索赔数量多少，即便绝大多数索赔事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基于临界质量效应，不透明资本和原告律师通常会通过索赔聚合者4(Claim Aggregators)尽可能多地收集索赔案件，将各种大规模侵权行为看作利润丰厚的资产项目，运用各种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来创造和扩大索赔，将明显价值较低的索赔变为高价值索赔，该过程如同炼金术士将普通金属“倒转”成黄金，故被形象比喻为“炼金术士的倒转”（the Alchemist’s Inversion）。 如今不透明资本甚至利用潜在索赔人向法院发起索赔，这种无根据索赔不仅削弱司法体系，而且对包括真正受害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造成实质性伤害。索赔数量仍会给公众、投资者和司法造成压力，最终被告被迫与原告达成和解。然而，囿于未来索赔中包含大量不正当主张，公司被告将更加不愿与原告达成和解。此时，被告可能会采取策略（比如频繁将案件从跨地区法院转移到破产法院）来拖延案件的解决时间，导致真正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实际获得赔偿数额也可能会随之减少。 （二）不透明资本掌握控制权 诉讼融资机构一直声称其不干预律师管理和诉讼策略，也不以任何形式控制和解。但是，面对资本承诺额和潜在回报巨大的大规模侵权案件，只有牢牢掌握控制权并主导解决方案的不透明资本才能体现“炼金术士倒转”的真正价值，并在出售时实现价值最大化。 为确保不透明资本拥有控制权，不透明资本会与原告签署资金供应协议（Capital Provision Agreement，CPA）。原告面对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侵权诉讼，迫切需要过桥资金来支付基本费用和其他费用。在“胜诉取酬制度”安排下，律师可以承担一定的法院申请费用及相关费用，但是不得向其客户提供财务援助。此时，原告律师会引入不透明资本为原告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相应地给予不透明资本一系列的权益作为回报，甚至可以要求原告转让有关索赔的所有决定权。尤为重要的是，此时只要不透明资本的决定是善意的，其有权接受或拒绝和解协议。因此，不透明资本几乎可以主导案件的最终结果。遗憾的是，资金供应协议很少公开，即使是公开的协议也并未能展示出其中的真实状况。 结论 不透明资本制造和控制索赔案件是大规模侵权融资中最重要的趋势。近年来，不透明资本已开始采用不受监管的手段，并在各流程节点上施加杠杆，以操纵和控制大规模侵权案件。为此，不透明资本监管的系统性改革迫在眉睫：第一，加强不透明资本对相关诉讼融资关系的披露，提高诉讼融资透明度；第二，强化不透明资本收集索赔的监管，防范潜在的不正当索赔；第三，对提起索赔的行为征收一定的费用，以提示原告理性考虑赔偿合法性；第四，重新制定法院和律师核实索赔案件的方式，确保提起的索赔真实且有依据；第五，对不透明资本课以受托责任，维护原告权益，防止其滥用融资方的优势地位。

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说法提了很多年，近两年来，相关政策明显加速，落地效果也逐步显现。7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下一步，要按照宏观政策的要求，统筹运用多种工具，推动实际利率有效下降，支持中小银行发展，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事实上，自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发布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及“降低融资成本”，从市场效果来看，一方面，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有了显著下降，但另一方面，供需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如何找到更可持续的服务模式，是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需共同推进的内容。 利率并轨有助融资成本下降 “当前，我国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下行。”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89%，较2018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5家大型银行的平均利率是4.79%，下降0.65个百分点。银行信用放款、减费让利两项措施，也降低了小微企业其他融资成本0.54个百分点。 在专家看来，这种利率的下降得益于银行内部加强成本核算、改进风控以及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也有赖于国家对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了优惠政策。比如，人民银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财税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内外叠加，相得益彰。 不过，市场观点认为，目前央行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报价仍和基准利率挂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仍然存在。因此，要建立由央行调整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再传递到信贷市场的利率报价机制。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存在利率‘双轨’的问题，其中，改革的焦点目前是贷款利率‘双轨’。”对此问题，在不久前央行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下一步，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推进贷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更能够反映市场资金供求情况。推动银行更多地运用LPR，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向市场利率的传导，降低实际利率。 支持中小银行发挥积极作用   而中小银行对于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国常会所强调的内容之一。此前，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支持中小银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解决发展难题，推动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小银行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推陈出新，借助灵活机制与技术创新，打造“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例如，网商银行依托“系统—数据—模型—策略”的信用风险管理总体架构，搭建了“准入—授信—贷中监控—贷后管理”的全流程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形成小微贷款服务“310”模式（3分钟申请、1秒钟决定、0人工干涉）。截至目前，累计为1746万小微经营者和个人经营者提供了近3.07万亿元经营性贷款。从2017年度年均的13.15%到2018年四季度的11.93%，贷款利率下降了1.2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银行中，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与民营和小微企业“门当户对”，有着天然的相容性，有助于填补我国大型金融机构无法或无力顾及的市场。从长远看，要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加大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更好发展。 据统计，自2014年首批5家民营银行获批成立以来，目前我国已有17家民营银行。但是，我国在支持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方面仍显不足，中小银行发展受到较多限制，市场竞争力不够强，为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的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董希淼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努力拓宽中小银行负债来源；二是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三是引导中小银行开展好产品创新；四是鼓励中小银行申请相关业务资质。 对于支持政策，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下半年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等措施有望出台。他谈到，当前的外部和内部线索共同指向了货币政策的“结构功能”。沿循外部新线索，对于贸易博弈长期化引发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动，进一步的定向降准料将是首选政策应对，在下半年仍有施展空间；沿循内部新线索，流动性供给的总量发力料将渐次减弱，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结构性支持有望加码。 统筹运用多种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国常会指出，要统筹运用多种工具，推动实际利率有效下降。自去年以来，随着纾困措施的相继落地，商业银行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信贷结构也随之优化。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社融等其他数据也体现出信贷结构优化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增强。例如，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02万亿元，同比多增1.26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97亿元，同比多增222亿元。 5月6日，人民银行宣布将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存款准备金率与农信社并档，简化准备金率档次，已于5月15日、6月17日、7月15日分三次实施到位。同时基于此，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三档两优”的新框架将确立。尤其是通过降准增加中小银行中长期可用资金，将持续提升“增信用”实效，提高银行信贷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水平。 自近年来，货币+财政组合拳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已成常态。在董希淼看来，积极财政政策要继续加力提效，保障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落实到位。货币政策适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坚持精准滴灌。打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拳，降低民营、小微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另外，融资担保基金也要发挥好为企业增信的积极作用。此次国常会也提出，确定进一步治理违规涉企收费的措施，大力清除企业不合理负担。 另外，温彬特别强调了金融科技的重要作用。商业银行惧贷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民营、小微企业缺少抵押物、信息不透明导致信用风险较高。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银行的风控水平，打破信息壁垒，进而降低银行为民营、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