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合同的内容。真实的贸易，双方都非常关注合同标的数量、质量、型号、货物的运输、装卸、保险、验收、货物所有权和风险的转移、货款的支付节点等内容，约定一般都比较详细，双方权利义务比较明确。但在融资性贸易合同中，由于目的在于融资而非贸易，因此对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一般约定相对较粗，一方只关注资金安全和固定利息约定，只享有收益，不承担风险，有的合同约定一次性预付全款，或大部分货款，交货时间另行约定，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商业习惯。
第二，贸易链中各个合同之间的关联情况。融资性贸易通常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多个主体参与融资活动，两两主体之间都签订了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均有密切的关联性。合同的标的、数量、型号、规格、质量交货时间和地点相同或者相近。各主体兼具买方和卖方的双重身份，形成贸易闭环，而且有的主体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是关联企业或者合作关系，有的合同高买低卖，明显违背商业逻辑。
第三，货物流转情况。融资性贸易一般都是大宗贸易，没有真实的货物流，或仅有很少的货物流。在闭合的贸易环中，流动的始终只有买卖合同、仓单提单以及发票等凭证，货物并未发生实际交付和流转，即“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贸易形式。
第四，资金流转情况。融资性贸易中，资金会形成闭合流转，资金和利息最终会通过贸易的形式回流到出资方。
赵可青同时强调，司法实践中，如果融资性贸易一旦被判定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则由于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关系是用来掩护资金借贷的真实意图的，因此多会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一是民事途径。融资性贸易发生纠纷，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按照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则有可能面临被驳回的风险。因此，可通过证据向法院证明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要求相关被告承担返还财产以及相关的经济损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融资性贸易的参与方有的虽然是渠道方，但也有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起诉融资人时可将各参与方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待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各方的过错程度进行依法裁判。
二是刑事途径。融资性贸易或存在诈骗等嫌疑，对此出资方可通过刑事控告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公安机关立案后，可对有关财产采取刑事查封措施。刑事追赃的力度往往会大于民事执行的力度，更有利于维护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
赵可青指出，至于通过哪种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刑事途径侦查机关可通过公权力的方式调查取证，追查财产线索，力度比民事诉讼的力度大，民事案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此案件事实需要当事人自己举证为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较重。如确实涉嫌犯罪，及时报案后，通过侦查机关介入，可以较快查封财产，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一，买卖合同多数为虚假合同。在融资性贸易活动中，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贸易缺乏真实性，采取手段往往就是“走单走票不走货”“高价买低价卖”“先预付全款或大部分付款，供货日期另定”“违约责任利息化”。
第二，法律关系复杂，参与主体众多。融资性贸易参与主体往往都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存在多个虚假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涉及众多担保，真实买卖关系和虚假买卖关系混杂在一起，法律关系非常复杂，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大。此外，有些不同主体之间已经分别向多个法院起诉，导致审理期限往往会比较长，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
第三，涉案金额比较大。融资性贸易一般都是大宗贸易，融资金额都比较大。
第四，执行难度大。融资性贸易发生纠纷后，此时的融资人往往都是债务缠身，不堪重负，濒临破产，所剩资产被不同法院查封，因此执行拍卖变现的难度很大，执行期限比较长。
防范融资性贸易风险
第一，合同签订前，审查合同相对方的资信状况，筛选优质客户进行交易。签订合同前，通过企查查、启信宝、裁判文书网等渠道，充分了解合同向对方的资信，有无涉诉、被执行等情况。存在通道方时，也需一并进行审查。同时还要审查融资性贸易各方之间的关联关系，了解货物的具体供应商、终端需求方的有关情况，掌握完整的贸易链，综合做出判决，谨慎选择交易对手。
第二，合同签订时，向担保人充分披露交易事实，注意担保的有效性，防止担保人脱保。融资性贸易纠纷诉讼时，保证人往往抗辩其担保的是买卖合同的债权，不知道买卖双方是融资贸易性，且在买卖无效的情形下，法院往往会判决保证无效，且保证人无过错，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也无需承担过错责任。因此，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需要向保证人充分披露双方交易的真实信息，并留下相应的证据，以免发生保证人脱保的情况。另外，有物的担保时，要及时进行担保登记，取得担保物权。
第三，合同履行中，注意收集、固定有关货物所有权和流转的证据。真实的融资性贸易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跟进货物的流转情况，收集相应的运输、仓储文件，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所需的手续，以在纠纷产生时举证证明货物的交付情况，避免发生钱货两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