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这类贸易的法律风险在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比较明显。这类平台公司兼具投资与融资双重功能，为了增加投资必然需要做大企业流水，为了做大企业流水又不得不做一些“短平快”融资贸易业务。
这样操作，可以让地方平台公司短期内快速做大企业流水，便于向银行融资。银行在审查企业资信时，企业流水也是重要审查内容。
然而，由于这类平台公司往往缺乏贸易经验，一心又想着赚快钱并快速提升业绩。其间的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法律风险容易被忽视。
民营企业基于经营方式和业务来源的灵活性，因为特有的渠道向国有企业介绍业务，国企对此往往是愿意接受的。
一是国企确实需要完成一定的业绩考核，所以有动力从事这样的中间嫁接贸易，这类贸易往往是上下游打通后的贸易（即使上下游本身互不认识，但本质上仍是嫁接型贸易，业内称之为“过账贸易”）；既没有高额的市场调研和渠道拓展成本，又没有回款压力，所以国企对此乐此不疲。
二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若与国企发生这类贸易活动，可以非常灵活方便的从国企获得过账资金，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资金难题。
然而，一旦这类贸易的上下游关联后联合欺骗国有企业，在贸易活动中国企根本不可能察觉。
比如：A公司与C公司沟通后找到国企B公司，由C公司先向B公司下订单，而后由B公司向A公司采购货物；B公司先行向A公司支付70%货款，待C公司收到货后B公司向A公司付全款，B公司给C公司30天账期。上下游合同约定了交货方式，由A公司直接运送到C公司。
A公司通过伪造运输单据、伪造C公司签收单据骗取B公司信任，并成功收取了货物全款。待到30天后，B公司向C公司催款时，C公司抗辩未收到货物拒绝付款，同时要求B公司支付违约金。
在这类贸易活动中，国企领导及相关业务负责人皆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此时，虽然A、C均涉嫌其他犯罪，但国企却成了他人犯罪的工具。
然而，在国企贸易活动中，国企很可能被他人利用而成为贪污受贿的犯罪工具。
比如：同上例，当C公司是国有企业，A公司是民营企业时。国企B公司向A公司采购钢材后转卖给C公司，合同约定1万吨钢材，但实际发货只有0.9万吨；交易过程中，因B公司未实际加入到交易活动中，所以：A公司的发货单写了1万吨，C公司也在收货单上签字；C公司按1万吨的总价向B公司转款，B公司同步向A公司支付1万吨的货款。
以上交易过程，B公司在其中实则沦为犯罪工具，但可能被认定为贪污罪共犯。
这就是典型的侵吞公款行为，只是换了个马甲。
比如：A有一笔赃款需要通过贸易方式“洗白”，便凭空拉来一个主体C，让C与B公司衔接完成一笔贸易活动，由C向B支付全款，由B向A采购货物。
面对这样的交易条件，B公司没有理由拒绝。因为B公司除了开票与过账之外，什么都可以不用做，而且没有任何资金风险。在这种贸易中，A一旦完成了贸易活动，即可合法交税、合法收款。
资金需求方通过融资性贸易进行资金拆借后，做大了企业流水，隐瞒融资性贸易的事实，使授信银行误以为资金需求方的交易为真实交易，从而对其贷款偿还能力产生错误认识并发放贷款，可能涉嫌骗取贷款、贷款诈骗犯罪。在交易活动中，这类资金需求方也可能用欺骗手段交易，涉嫌金融票据犯罪。
司法实践中银行往往辩解称这类资金需求人涉嫌经济犯罪，国企则可能是他人的犯罪工具甚至构成共同犯罪。
国企的融资性贸易，一方面可能被穿透为借款，即“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另一方面因国企未实际参与到货权转移过程，所以要么货物被掉包被骗，要么根本就没有货物而“空转”。
如此，国企作为中间商加入到贸易链条之中，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实现非法目的。
国企一旦出现以上这些刑事风险，企业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业务负责人等直接责任人员，均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牵连。即使最终被认定为无罪，也会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且应对刑事诉讼的过程艰辛而漫长。
因为是在从事特定的贸易活动，所以司法人员会认为你知晓其中的贸易风险。一旦出现特定的刑事犯罪活动，司法人员可能会推定你主观上明知有这些风险，并刻意追求或放任风险的发生。据此，将国企高管代入刑事诉讼进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的刑事风险中，除了国企人员主动作恶之外，大多数刑事风险都是贸易活动过程中被他人当作犯罪工具，自身可能既没有获利，提前也没有任何风险识别能力。
地方平台公司在融资的同时兼有地方政府很多投资项目，一旦公司本身涉嫌刑事犯罪。一是政府项目本身可能受影响，引发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二是产生巨额亏损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或基础建设能力减弱。
前检察官，独立办理各类案件1000余件，获国家版权局知识产权保护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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