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还能从银行中获得信贷资金，那么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难就无法解决。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才能降下来。
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升高的问题是企业界非常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今年连续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提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十条政策。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开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细化和督促落实前述会议提出的金融新国十条，并对每一条意见指定了相应的负责单位。
而有关数据也表明了融资成本高并非是空穴来风。据央行于7月13日发布的7月货币信贷数据表明：7月份新增贷款大幅降至3852亿元，是自2010年1月以来增速最低的一个月。更大的意外是社会融资规模，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相比6月的1.97万亿元大幅缩水至2731亿元，是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低数据。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
尽管总量并不缺钱，但是中小企业获得的资金价格并不便宜。虽然总量上不缺钱，但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是非常高。目前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仅为6%，但中小民营企业往往很难以此价格获得资金，即便是以两倍于基准利率的成本获得融资，那也是相当不错。事实上，很多中小民营企业的筹资成本通常高于15%，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通常在20%以上。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在《钱去哪儿了？》中解释，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是由两个因素导致：一是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延长了最终企业的借款链条，而链条越长，信贷成本加价越严重；二是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企业对资金需求的不餍足挤出了其他企业的信贷资源。
尽管这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融资成本偏高现象，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现象还是有点隔靴搔痒。首先，能在影子银行系统融资的企业往往并非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是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并非是资金成本不敏感，相反可能是资金价格太过于便宜，正因为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占有了太多的廉价资金，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
恰好，前几天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由于河南的四大煤炭企业亏损，河南省政府出面向银行“求情”，希望省内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银行对三家煤炭企业不要压缩贷款规模，并适度给予贷款利率优惠。为什么这些企业会亏损？据媒体分析，是因为河南煤质赋存条件差、煤质竞争力低，在国内煤炭市场不景气、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河南煤炭根本无法与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煤炭竞争，导致区位优势减弱、省外市场丧失。
如果这些煤炭企业是属于民营企业，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这些企业以倒闭了事。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是属于国有企业，用媒体报道的话说就是“由于煤炭依然是河南的支柱产业和纳税大户”，因此政府必须为这些企业负责，为企业获得支撑其生产运营的足够资金。可想而知，这些国有企业没有能力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因为依照它们的经营能力没法负担那么高的融资成本。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得知那些银行是否有贷款利率优惠的信息，但是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那些在河南省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不会不搭理河南省政府的“求情”，他们可能会压缩贷款规模，但不会完全抽贷。于是问题就来了，当这些亏损企业都能够获得优惠利率的时候，那么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就必然高起来：当大量的资金由银行流向国有企业后，银行为了维持利润水平不受影响，必然会抬高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利率，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而承担成本。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国有企业在获得低廉的贷款之后并不投入生产，而是转而贷给民营企业赚取利差——既然从事主业不能够赢利，那为什么不把这些信贷资金借给那些中小企业赚取利差呢？
有关数据也证明了国有企业是信贷资金最大获益者的现实。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准确的数据来证明国有企业在银行中获得的资金数量和资金成本，但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新闻则从侧面佐证了国有企业获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事实。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2013年，香港银行向内地实体发放的贷款为2.276万亿港元，其中5700亿港元是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境外银行发放的，占比为25%。而上述贷款中有半数发放给了大型国有企业。香港的银行都有半数以上的资金发给国有企业，没有理由不相信内地的银行不会给国有企业更多的资金。
单从经营角度而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也是不难理解。首先是因为中小企业财务报表、经营稳定性和资产可靠性比较差，难以达到银行放贷的条件，这就需要花费比较高的融资成本。其次是，因为对银行来说发放信贷需要成本，而中小企业单体小，对银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对比较大而回报较小，这必然会限制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无形中也会抬高其融资成本。也正是如此，在全世界而言中小企业都存在着融资成本高融资难问题。
不过河南省政府向当地银行“求情”的现象表明，中国式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将更多的信贷资金分配给了那些本来经营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此中小企业不得不承担了这部分成本。从这个意义而言，《意见》中指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10个举措中的多数措施就只具有形式意义而不可能真正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比如说要求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就是如此。
只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还能从银行中获得信贷资金，那么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难就无法解决。对于这一点，《意见》也毫不讳言，它在第十条中指出，“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是的，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才能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