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硬币总有两面，在积极鼓励贸易融资发挥助力企业开展贸易的同时，相关的风险亦不得不重视防范。在司法实务中，融资性贸易合同纠纷频发，其中又以国有企业主体居多。因为该类合同兼具融资与贸易二性，实际操作形式复杂，真实目的隐晦，虽然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民间借贷规定”）生效后，司法实务中对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实践对于此类贸易的判断认定依然较为模糊。
买卖型融资性贸易，通常指企业间以订立贸易合同并支付货款或者服务款为形式，进行资金拆借的行为。
增信型融资性贸易，则是参与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商品及服务的价值交换中,以货权、应收帐款等财产权益,并依托其他贸易手段、金融及担保工具,实现短期融资或增持信用,进而增加贸易主体的现金流。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常由于自身资质、资产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弱等因素，在各类金融机构中的授信额度往往不高，较难通过金融机构的渠道完全解决融资问题。并且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申请过程中，还需要准备较多的材料，银行审核也十分严格和耗时，因此对企业而言，融资难度大，周期长，而且融资的期限也较难根据企业实际需要进行灵活的配置。
相较于一般贷款而言，而融资性贸易则由于企业间在形式上采用了贸易的形式，因此限制条件较少，可以即时解决一些企业短期的融资需求。融资的期限也可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安排，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如以信用证所载的付款期限，可以是90天，也可以是180天。
（二）企业间借贷存在一定司法障碍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基于对监管难度、逾期风险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考量，禁止企业间的借贷行为[1]。即便在《民间借贷规定》中，也明确了企业间资金拆借行为须为“经营”需要，其合法性方可得到司法认可。
（三）不影响企业负债，可扩大贸易量
银行借贷常常是直接体现在财务报表中的负债项目下，而贸易性融资中的资金往来，可以挂资金往来账目，从会计角度看表面上并没有增加企业负债，有时还会增加企业营业收入、应收账款等。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的营业额或贸易额是银行授信的重要参考指标。通过贸易性融资，企业可能出现大量资金的流入流出，表面上扩大了经营业绩。
（四）标的货物较少耗损。
由于贸易性融资的买方多数并非货物的使用者，它们甚至不去实际提取货物，以大宗货物为例，交易过程中往往一直存放在仓库，不产生实际物流和使用，因此除了自然折旧外，损耗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在融资性贸易的参与主体中，国有企业因为企业规模大，资产信誉高，获得高额银行贷款或授信额度的门槛低，因此，在不少案例中，都有民营企业通过一些变相途径，与国有企业开展贸易性融资以达成其融资目的。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时至今日，贸易性融资仍然是不少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备选方案之一。
（一）贸易结构模式化和融资主体重复性
审核此类交易合同时，常会发现，融资性贸易时常会在特定主体之间重复发生，各主体间签订的合同，无论是权利义务还是争议解决的条款通常都十分简单，例如仅具有标的物价款、数量、付款时间等基本因素，交货方式一般约定为仓库交货或交付仓单提单。在循环买卖的各个主体间还会两两签订合同，但上下手间的合同往往格式一致、货物相同、金额相同（在中间人赚取“通道费”等情形下，金额会略有不同）的特点，有时甚至连付款、交货均同时完成。
（二）交易多有不合理之处
一般而言，低买高卖才有利润产生，也是正常的贸易逻辑。但在审查融资性贸易合同时，常会发现“平进平出”甚至“低卖高买”，这是因为企业签订这类合同的主要目的并非盈利，而是增加信用额度或做大营业额；如存在需要预付借款利息或支付手续费、其他成本的情形下，需要将这些费用计入合同金额，因此上下手间的合同货款金额会存在不一致，当资金需求方最终“回购”（实际系偿还借款）货物时，因为包括了借款利息或手续费，也就会出现“低卖高买”。
此外，常常会有企业回购自身产品，例如钢铁制造企业购买本企业生产的成品钢材的交易，石油炼化企业购买本企业生产的成品油的交易等。
（三）国有企业涉诉较多
无外乎如下原因：一是国有企业自身信用及资金情况相比于民企较好，也容易获得金融机构资金支持；二是在国有企业以经营规模作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的驱动下，通常更关注其经营规模，开展融资性贸易能够帮助企业“做量”，即便市场环境下行，仍能使企业在账面上保持较好的业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营风险防控；三是作为贸易标的的大宗商品，因其具有便于成为融资的标的及担保物的特点，使得固有企业忽视了融资性贸易业务中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四）“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空转
在闭合的贸易环中，流动的始终只有买卖合同、仓单提单（“单”）以及发票等凭证（“票”），货物并未发生实际交付和流转，即“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贸易形式。为了保证资金以贸易形式最终流向需要融资的企业，通常由需要融资一方控制上下游间的贸易关系，负责提供资金的企业一般不会直接参与、甚至不会关注货物的采购、交付、检验及运输等环节，对完整贸易链条缺乏了解，对资金和标的货物均缺乏实际控制力，一旦爆发纠纷，权利难以保障。
国有企业的审计、内控、合规等对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可理解性以及可靠性要求更严格，而融资性资金常被企业挂在往来账目上，而没有在财务报告中披露该类资金，进而导致企业本身的财务情况、经营情况、资金流量等和报告中的融资规模、利润构成、还债能力有出入。
（二）诉讼纠纷风险
正常情况下，资金需求方获得资金，资金融出方获得相应的利益，似乎互惠互利。但资金需求方一旦陷入困境，无法清偿债务，资金融出方如诉诸法律，将会由于此类融资性贸易不具有贸易实质性，而被认定为以贸易为手段开展的企业间资金拆借，很可能被判相关合同无效，包括贸易合同、担保合同等。
尤其在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贸易合作方的风险更会向提供融资性贸易支持的国企传递，鉴于此类业务会涉及较多的主体参加，法人人格混同，面临诉讼时，国企追究赔偿的难度会增大。
（三）舞弊渎职风险
一般而言，国有企业设有年度考核指标，相关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营压力，而民营中小企业往往以获取资金为目标。在融资性贸易的实质和形式不一样的情况下，资金的供求双方均有机会进行舞弊通谋，比如资金的供应方控制了资金的总数目，到了年底的时候高价出售存货给资金的需求方，而在年初进行回购，以此来掩饰企业年度经营上的亏损，虚假达到年度考核标准。
在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过程中，有融资企业为达到融资目的，在缺乏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采用虚构贸易关系、伪造、虚开货权凭证等不法手段，从银行或国有企业骗取资金并挪作他用。而金融机构为完成信贷指标、国有企业基于经营压力，常常存在业务人员审单不严、违规操作，甚至相互勾结，套取信贷等情形，一旦这些企业出现资金风险，其中或存在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渎职、行贿受贿等犯罪风险。
（四）虚开增值税发票、合同诈骗等刑事风险
国企作为资金提供一方时，由于上下游客户都由他人控制，上下游客户之间有时还存在关联关系，很多贸易事实上不存在真实性，在交易环节中如果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即便国有企业照章纳税，无真实贸易的依然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范畴，且开票方、受票方均存在刑事风险。同时，在虚假融资贸易案件中，经常伴随着融资企业通过虚构交易关系、伪造货权凭证等手段,实施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或存在合同诈骗等风险。
（五）国有资产损失责任风险
虽然有的国有企业也会对贸易合作方进行审查，形式上要求关联企业提供了信用担保，但有时审查往往不尽完善，留有隐患；而且在融资性贸易的交易结构下，国有企业没有货物控制权，资金融出后，钱货均难以掌握在其监管能力范围内，一旦担保不到位，资金损失的风险隐患不言而喻。还有不少交易中，贸易方在境外，更是难以追究责任，进而形成国有企业的巨大应收账款及债务风险。
（六）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风险
对于中央企业而言，《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国资委第37号令）更是明确了以下情形要追究责任：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违反规定提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预付或物资交易等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