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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卓玛丨“道得尔”的传承与当代发展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镇西境内的拉卜楞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创建,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属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其活佛转世系统已有六世。寺院现遗存一种较为古老的笙管佛乐“道得尔”。此乐是拉卜楞寺历世嘉木样大师的仪仗用乐,主要用于嘉木样活佛参加各类佛事活动,诸如活佛上殿、讲经、设宴、出巡、迎客等。佛乐队吹奏乐器由竹笛、笙、管组成,打击乐器由云锣、镲、钹、扁鼓等乐器组成,乐谱为藏文工尺谱“切冈来”(藏语音译)。在历史的发展中,佛乐队乐器数量、乐僧人数在历史中虽有变化,但因严格的寺院戒律,其核心编制遵循传统,基本不变。2008年,佛教音乐(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以下简称“道得尔”)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道得尔”的延续:历世嘉木样活佛与“道得尔”的传承

“道得尔”佛乐自源起、发展及传承百余年,都离不开历世嘉木样活佛的关怀。历代嘉木样活佛与“道得尔”传承有直接关系,且一脉相承。笔者以历世嘉木样活佛与“道得尔”的关联为主线,通过对历世嘉木样文献查阅,结合口述史,从中梳理历世嘉木样与“道得尔”发展的传承关联。

1791年,二世嘉木样圆寂后,三世贡唐仓著《至尊贡却乎·久美昂吾传》(即《第二世嘉木样传》)一书。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载道:“在无边无际的迎送队伍中,在宝伞、胜幢、彩幡等无计其数的佛教供器和箫、笛、号、弦、锣、鼓、钹等各类乐器的齐鸣声中,宛如能入无垢的阿罗汉们,抵达三宝林园……”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一世嘉木样圆寂后,于藏历水猪年(1743)秋天,迎请二世嘉木样活佛入寺坐床的场景。文献中的“箫”“笛”“弦”三种旋律乐器并不属于藏传佛教之仪式、仪轨所用之法乐器。其中,如箫、笛乃汉地传统乐器,非藏地本土。结合文献,笔者于2013年,对“道得尔”传承人成来加措进行访谈,通过对文献和口述史的分析,推断一世嘉木样后期可能已经拥有仪仗之乐

1749年,二世嘉木样贡去乎·久美旺布(1728—1792),赴北京向章嘉国师学法,之后入东蒙四十九旗、山西五台山讲经,历时三年

。郝毅在《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研究》一文中,曾有如下记载:“据说嘉木样二世回归时,带回了清廷赐送的乐师。这一点郎仓·开智布格加措活佛亲口说过:‘二世嘉木样时期确有蒙古僧侣在拉卜楞寺演奏笙和笛子,笙、笛为道得尔乐队中主要的吹管乐器。’”

由此,可以再一次说明,二世时期,确有“道得尔”传入拉卜楞寺。据郝毅撰文,“道得尔”藏文工尺谱在第二世嘉木样活佛时期产生

三世嘉木样活佛洛桑图丹久美嘉措华桑博(1792—1855),一生苦修佛法,寻访名寺,闭关修炼。笔者在查阅资料和实地调查过程中,还未找到三世嘉木样与“道得尔”的相关材料

四世嘉木样活佛洛桑图丹旺秀华桑波(1856—1916)时期,“道得尔”得到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四世嘉木样时期,“道得尔”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四世赴汉地及五台山回寺后,五台山佛乐对于“道得尔”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五世嘉木样·益西丹贝坚赞华桑波(1916—1947)对“道得尔”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五世嘉木样活佛曾命琅仓活佛创建藏戏“南木特”。逐渐将“道得尔”乐队运用于“南木特”藏戏的伴奏,并用藏文工尺谱记录“南木特”曲谱

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1948—)在“十年浩劫”后重建“道得尔”乐队,并使之逐渐完善和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六世嘉木样活佛的支持下,“道得尔”进行过多次国内外展演,其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

透过静态图片观“道得尔”的乐器传承

就“道得尔”乐队的传承问题,最直观体现在乐队编制及佛曲是否变迁。就乐队编制,图像成为其乐队在近现代发展的缩影,虽不全悉,仍有价值。笔者通过3张不同时期的照片,进行比较。

图1经与“道得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成来加措核实,确定拍摄于1981年,是“道得尔”乐队经历“十年浩劫”后,恢复乐队重建的第一批新学员合影。像素虽非高清,但乐队编制及乐器数量清晰可见,即十音云锣二,笙二,笛四,管二,小钹及扁鼓(小钹及扁鼓图中不清,据传承人口述,此两个乐器在图中)

图2转引自阿莽班智达著,马钦·诺悟更志、道周译注《拉卜楞寺志》,199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彩页第8页含“道得尔”乐队插图。经与“道得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成来加措核实,此照片拍摄于1990年复建大经堂大殿时的演奏场景。依图片,乐队编制及乐器可见,有十音云锣二,笙二,笛四,管、小钹及扁鼓(小钹及扁鼓图中不清,据传承人口述,此两个乐器在图中)

笔者2014年冬到访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编制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差无几。如图3所示,依次是笙、管、笛、云锣、扁鼓、钹,其中吹奏乐器包含3种,打击乐器两种,敲击乐器一种。就2014年笔者亲临现场而言,十音云锣二、笙四、笛九、管四、小钹一及扁鼓一。

通过3幅成像于不同时期的图片对比,“道得尔”乐队编制、乐器数量及乐僧人数变化不大。“道得尔”中云锣二,笛子四或六、八,笙二,管二或四,扁鼓一,小钹一,此配制延续古制,都有云锣、笙、管、笛、鼓等乐器,不同在于管、笛的数量。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道得尔”在历史的变迁中,存在过乐器数量变化的情况,但云锣二、笙二、笛四、管二、鼓一的基本配置不变,在此数量之上,是笛、笙及管数量的变化。所以,以“道得尔”的基本配置而言,笔者认为此配制应该为基本配置。

非遗视角下的“道得尔”乐队现当代发展

198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田青首次到达拉卜楞寺进行实地考察,首次实地考察“道得尔”乐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田青带领“道得尔”乐队曾在国内外多次展演,为该乐队在国内外学界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关注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7年,田青第一次率拉卜楞寺佛乐团访问法国并参加“圣·佛罗朗艺术节”,演出非常成功。这次出访演奏,对于乐僧们而言,给予了他们“道得尔”生涯中一次深刻的经历。

曾经的乐队成员嘉华坚措回忆:“我是1994年加入‘道得尔’乐队的,1997年,田青老师带领乐队到了法国演奏。当时我只有19岁,乐队中年龄最小。法国是我唯一一次去国外的演出,让我们增长了见识,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出国的经历。‘道得尔’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当年能去法国演出,也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此后的2002年、2003年及2004年等不同时段,田青率乐队分别到访英国、比利时、美国等国家。

由此,“道得尔”足迹到达北京、香港、澳门及法国、美国、比利时等地区和国家。使乐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断扩大,并受到音乐圈、学术圈,乃至文化圈的关注。2008年,“道得尔”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典雅、庄重的音乐风格被世人所认知。那么,在非遗大背景下,“道得尔”如何传承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涉及传承现状。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环节,然传承人更是把控传承的关键。

在拉卜楞寺庞大浩瀚的佛学教义之中,“道得尔”只作为嘉木样活佛的仪仗乐而传承。对于乐僧而言,“道得尔”是他们佛教生涯中的一部分,并不会长久待在乐队,修习佛法才是最为重要之任。2009年6月,成来加措被文化部授予“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他是第一批传承人。而今,五十多岁的成来加措一直坚守着“道得尔”,作为“道得尔”的艺术顾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组织、搜集、整理佛乐,出品“道得尔”音响等,将乐队的发展推向了历史新高。

宗哲坚赞于1995年加入“道得尔”乐队,在乐队已经历27个年头。他成为“道得尔”现任传承人,也是现任乐队老师。关于“道得尔”生涯,他这样叙述道:

我在“道得尔”乐队除了教授此乐外,还担任扬琴、扎木年等这些传统乐器的教授及管理。从1981年开始,六世嘉木样对“道得尔”开始重视,90年代开始,由田青老师带领乐队到内地很多佛教名寺吹奏过。1997年去法国演奏,之后,又去国外的十多个国家进行吹奏。2009年去香港、澳门等地演奏。从去年开始,寺院针对“道得尔”进行整理。

宗哲坚赞这一代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三代乐僧,这一代乐僧中,只有他仍坚守在乐队。从懵懂的学员,成长为“道得尔”老师,他精通所有乐器。宗哲坚赞对于“道得尔”乐队的指导和管理较为严格,每一位成员的唱谱及演奏均由他亲自指导。亲自走访年迈或已离队的老乐僧处,请教、学习,力争每一首佛曲均是最传统的延续。由此,在成来加措的督导之下,宗哲坚赞带领乐队成员搜集、整理“道得尔”资料,将成为拉卜楞寺史上划时代的举措。

“道得尔”在当代的传承状态

从组织形式上看,“道得尔”队伍的组成、活动参与和传承训练等,都遵循着由上而下的运行模式。首先,由拉卜楞寺委派寺管会管理“道得尔”的相关事务,然后由寺管会统一进行人员筛选,安排师徒传承。在特定的场合及活动中,再由寺管会统一组织“道得尔”乐队进行演奏。整个“道得尔”的传承模式,乃是统一的、有组织的寺院传承模式。

“道得尔”建立初期,所有的演奏成员均出自时轮学院,并由此学院负责传承。至1982年,寺院尚处恢复期,僧侣较少,十世班禅到寺,为了迎接班禅,便从6个扎仓(学院)中召集人员进行临时排练。此后,为了防止乐队消亡,从6个扎仓中召集乐僧的传统便延续至今。当下“道得尔”新乐僧,便由6个扎仓中挑选,从而完成“道得尔”乐队的替换事宜。此外,时至今日,“道得尔”仍延续古谱,即藏文工尺谱“切冈来”,均以手抄本呈现。除古乐谱的延续外,乐队的当代发展,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社会功能的变化促使“道得尔”近现代及现当代的发展。乐队本为嘉木样活佛专属仪仗乐队,一般演奏于活佛参与的各大佛事活动、出行、归来及历世嘉木样活佛圆寂日等。

现当代,“道得尔”除了嘉木样随行仪仗及圆寂缅怀外,一些德高望重的活佛来寺院时,以吹奏“道得尔”佛曲,进行恭迎与恭送。如十世班禅大师于1980年来寺时,乐僧吹奏“道得尔”进行迎送。此外,如释迦牟尼成佛日及宗喀巴大师圆寂日也都会吹奏“道得尔”。

第二,乐僧的传承与切换亦在不断跟进。从拉卜楞寺建成后,“道得尔”传入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经过历世嘉木样及一代又一代“道得尔”老师的共同努力,乐队得以传承至今。其间,从1958到1962年间遭遇断层。1962年,高僧道义格西到拉卜楞开启法门时,觉得应该演奏“道得尔”,便从青海找来8位乐僧,其中就有对音乐有一定成就的“道得尔”老师杂一卡当。其余7名僧人都是他的学生,其中7位学生中有“道得尔”国家级传承人成来加措的老师索南(已故)。关于这段历史,成来加措回忆道:

1962年道义格西到拉章重建、恢复寺院,那时候,迎接格西时,就吹奏了“道得尔”。格西夸乐队演奏的好,并告诫:“不要忘记这个音乐,有朝一日,一定要恢复乐队。到时候,它除了对夏河拉卜楞寺有用,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有益。”(成来加措口述,2014年2月)

后至“文革”时期,又中断了20年左右。“文革”结束后,在原有基础之上,于1982年,十世班禅再一次驾临拉卜楞寺时,已正式恢复了“道得尔”乐队,也产生了比较固定的第一批“道得尔”乐僧。此后,乐队代代相传至今。

“道得尔”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走向

“道得尔”并非单纯的音乐艺术,而是整个寺院修行、弘法的组成部分。近些年,由于时代的变迁,在藏地,寺院僧人渐少。僧人也面临老龄化的处境。这也为“道得尔”乐僧的挑选带来不便。如成来加措所言:

招收新乐僧,一般从18到20岁之间挑选,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便从21到22岁之间挑选。这是近几年才面临的问题,前些年,各扎仓年轻的僧人比较多,而这些年,逐年减少。乐队更换的时期,年长者最大50岁,原本是40岁之后便要更换的。这也是考虑到,“道得尔”是礼仪性乐队,比较注重演奏者的年龄和精神面貌,所以,过于年长的乐僧不适合继续待在乐队中。那么,被替换掉的“道得尔巴”便回到各自的扎仓继续修习佛法。在“道得尔”团队中,僧人的层次比较分散,其中包含格西,也会有一般的小僧人。(成来加措口述,2014年)

20世纪80年代前,学生与老师之间是一对一的教授模式。当下,由于僧侣们各自的修行或学习等种种原因,存在寺院人口流动的现象。所以,现在每3年集中教授,并增补新乐僧。

结 语

拉卜楞寺在藏地,有着戒律严明、管理严格的声望。“道得尔”传承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严格,所保留下来的每一首佛曲及音乐风格均为古传原貌。从谱字的唱诵、乐器的传习及乐僧的考核等,均有严格的标准和制度。“道得尔”传承中不可缺少的便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他们为乐队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道得尔”自传入拉卜楞寺后的近300年间,以自己独有的文化背景和方式得以传承,成为寺院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传承与变迁之中,经历了历史的种种洗礼。20世纪80年代后,在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关怀下,“道得尔”得以恢复和发展。现当代,乐队的演奏足迹到达国内外多地,知名度也不断提升。

2008年,“道得尔”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传承人肩负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以当代发展的历史新高为背景,如何引领乐队发展成为新的历史挑战。笔者通过对“道得尔”乐僧及田青的访谈,结合“道得尔”如今的发展势态而言,田青不仅影响了拉卜楞寺一代甚至几代乐僧的佛乐生涯,且让僧人们开阔了眼界,更使他们的观念、价值观发生变化。乐僧们不仅演奏、传承“道得尔”,更是运用影像、音响等现代技术记录着“道得尔”,通过走访年迈乐僧进行挖掘、整理、搜集“道得尔”资料。成来加措、宗哲坚赞等“道得尔”传承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已经失传或正在失传的“道得尔”佛曲。相信通过成来加措、宗哲坚赞等“道得尔”传承人的努力,“道得尔”会走向新高。这是“道得尔”发展的“外热”,真正使“道得尔”热起来的是来自僧人们情感的“内热”。而这至深的“内热”,使身处藏地的“道得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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